作為歷史上以孔子為代表的君主專制主義、等級主義、禁慾主義思想意識，統治和毒害了中國兩千多年，肅清這些封建餘毒確非易事。
從新中國成立後幾十年的經驗教訓看來，這仍然是我們今後的一個艱鉅任務。如所謂“安貧樂道”
、“何必曰利”
；自古以來的重農輕商，輕藝技為末流；以道德而不以物質為價值尺度；“不患寡而患不均”
，要求平均化的經濟平等；滿足萬事不求人，維護農業小生產的勞動生活和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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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略通國學”與評說孔子
體系；以及建立在這基礎上的歷史悠久的宗法制度，家長制，等級觀，特權化，藐法治重人治，定於一尊的帝王思想，等等。這些“不僅是封建和農業小生產社會的產物，而且也確與孔子仁學原型有關，它始終是中國走向工業化、現代化的重要障礙。不清醒地看到這個結構所具有的社會歷史性的嚴重缺陷和弱點，不注意它給廣大人民（不止是某個階級）在心理上、觀念上、習慣上所帶來的深重印痕，將是一個巨大的錯誤。魯迅的偉大功績之一，就是他尖銳地提出了和長期堅持了對所謂中國”國民性“問題的批判和探究。他批判‘阿Ｑ精神’，揭露和斥責那種麻木不仁、封閉自守、息事寧人、奴隸主義、滿足於貧困、因循、‘道德’、‘精神文明’之中。雖然這些並不能完全和直接歸罪於孔子。但確乎與孔學結構有關。所以魯迅總是經常把矛頭指向孔老二。”
①。
不過，孔子把人還給社會，先人而後神，孔學和儒家積極的入世態度，同實用理性的仁學精神又是分不開的。如毛澤東說的，孔子強調主觀能動性，所以能引起人們的注意和擁護。
突出人格的主動性，以身作則的實踐性，勤奮學習、追求知識，以及意志鍛鍊、自我控制等，這種有歷史責任感的道德自覺所構成的“仁”
，確實達到一種人格力量的最高要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
①李澤厚：《孔子再評價》，見《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第３６—３７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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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通國學”與評說孔子１４
令不從“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所有這些出自《論語》的體驗“仁”
的精神的語言，孔子自己的以身作則實踐並教導弟子自覺追求的東西，幾千年來成為一種全民族的文化倫理道德標準。這種深入人心的無形力量，從而起著一種替代宗教又同宗教類似的作用。這恐怕也是中國幾千年來，同西方、也同阿拉伯、印度等國不同，不會以教代政，而出現如宗教教派統治的中世紀黑暗時期。中國自古以來，不論佛教、回教或基督教的傳入，不僅不可能成為一種社會意識，產生統治力量，反而多少吸收儒家學說，而絲毫不影響儒家的地位。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應當感謝孔夫子在歷史上起過的這種正面作用。
“像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張載的‘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文天祥的‘孔曰成仁，孟曰取義’；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王夫之的‘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都閃爍著燦爛光華，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基本觀念、感情、思想和態度，而它們又都可以溯源於仁學結構。魯迅說：‘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而這根脊樑與孔子代表的文化——心理結構不能說毫無關係。“
①
毛澤東在１９３９年１２月發表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中，不僅指出：“在中華民族的開化史上，有素稱發
①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第３８—３９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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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的農業和手工業，有許多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有豐富的文化典籍“
；而且中華民族是“富於革命傳統的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