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9月19日在都市報的頭版頭條位置上發表了一篇“到東山區法院狀告東山區法院”的新聞，不知是錯得太離譜是迫於有關部門的壓力，結果第二天，都市報又不惜版面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了一篇“道歉告示”，而這位記者不但一點事也沒有，後來據說還當了官。舉這個例子並非我對這位同事過不去，我只不過是借事說事而已。不難看出，之所以在這家省級新聞單位老是出現這些咄咄怪事，不能不說與報社領導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同樣是南方報業的員工，同樣是活生生的生命，同樣是記者，我們相同的採訪結果卻會有如此大的差別！當我們這些新聞記者不顧威脅恐嚇，不顧生命危險，為弱者執言仗義，為社會激濁揚清，為民眾的利益大聲吶喊之時，又有誰來保護我們的合法權益呢？
1999年8月底的一天，我收拾行裝，踏上前往首都的火車，從次竟一去不再回頭。那一天，當我帶著滿身的傷痛離開羊城時，曾在銀河村治安員打人事件中大力聲援我的泰國僑胞謝先生，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