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分校教育長兼學兵團團長。1928年後，歷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政廳廳長，軍長兼師長、東征軍第10路軍總指揮、第9 集團軍總司令。參加過1932年和1937年兩次淞滬抗戰。後調任湖南省政府主席、蔣介石侍從室第一處主任、軍委會政治部部長兼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書記長。曾於1942年和1944年兩次代表國民黨參加國共談判，素有“和平將軍”美譽，是國民黨內著名的主和派，其一貫主張政治解決黨派爭端。至於赫爾利這位美國大使又為何要親自飛往延安，也是有原因的。赫氏此人此行主要是想以此來表示美國官方對中國和平和統一的關注程度，是為了促使毛澤東儘快赴重慶，同時也是消除中共對毛本人安全的擔憂。
8 月26日，當毛澤東準備赴渝與蔣介石談判的訊息被一些解放區部隊和地方黨組織負責人得知後，尤如一石激起千層浪，一些地區的中共黨政軍負責人便紛紛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發來了“十萬火急！”的電報。在這些電報中指出：“蔣介石一面積極備戰，一面又請毛主席去重慶談判，這裡面一定有個大陰謀！”
“請毛主席不要去重慶，頂多周副主席去就行了”
“周副主席現在也不能去，中央任何領導同志都不能去”
看完這些電報後，周恩來還告知毛澤東，不僅黨的高階幹部對赴渝和談感到擔心，就連延安人民的心也像繫了一塊巨石一般，感到萬分的沉重。許多群眾還聚集在中共中央領導同志的住宅前，請求毛澤東不要去重慶。有人甚至說：談判自然可以，但是毛主席不能去。要談判，請蔣介石到延安來，咱們保證和西安事變一樣，讓蔣介石有來有去。還有一些人激動地說，“蔣介石最不講信義，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現在他卻高喊和平，電邀主席談判，更是心懷叵測，而主席你竟然不曾三思，貿然前去，莫非是要學宋江的樣子，接受朝廷的招安不成。”
聽到這段議論後，毛澤東說，我們赴渝與宋江不同。宋江本來就是朝廷的小官吏，只是在官場中混不下去才造反的，後來朝廷又許了他大官做，宋江受招安就不足為怪了。而我們共產黨人則是為勞苦大眾謀利益的，決不會為了自己的升官發財而出賣廣大的人民群眾。
當聽到周恩來提起一位從井岡山開始就跟隨毛澤東南征北戰的老同志說，江西五次反“圍剿”，萬里長征，八年抗戰，毛澤東總是和我們在一起。現在，卻要去重慶和國民黨談判，萬一有個閃失，給黨的事業就會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的反映後，毛澤東神情立刻嚴峻起來，他指出：“如此看來，我們有必要向延安和解放區的廣大軍民，分析一下日本投降以後兩個星期內中國形勢的發展，說明一下中共中央關於和平談判的方針，以及在談判中準備作出的某些讓步，連同對談判結果的兩種可能情況和對策。總而言之，我們既要告訴廣大軍民沒有必要為我們的安全擔心，也要告訴全黨絕對不要因為談判而放鬆對蔣介石的警惕和鬥爭。”
這一天，中共中央再次舉行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報告了25日整夜討論的意見，並且宣佈了自己準備親赴重慶談判的決心。毛澤東說：“可以去，必須去”，“這樣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動權”。他還說：“由於我們有力量、全國的人心、蔣介石自己的困難、外國的干涉四個條件，這次去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的。”至於去重慶談判會不會形成“城下之盟”的局勢？毛澤東也有充分的考慮，他說：“簽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須作一定的讓步，在不傷害雙方根本利益的條件下才能得到妥協。”他還設想了可以作出讓步的限度，即：第一步是廣東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是“隴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們佔優勢。”如果這樣還不行，“那麼城下就不盟，準備坐班房。我們黨的歷史上除何鳴危險外，還沒有隨便繳槍的事，所以決不怕。”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員們最後同意了毛澤東的意見，並於當天向黨內正式發出（關於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向全黨通報，以統一全黨對國共重慶談判的認識。中共中央決定“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三同志赴渝和蔣介石商量團結建國大計”。
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黨內通知。它說明了爭取和平的必要性與可能性，給解放區軍民吃了一顆“定心丸”。《通知》指出：“現在蘇美英三國均不贊成中國內戰，中國反動派的內戰陰謀，可能被挫折下去。國民黨在內外壓力下，可能在談判後，有條件地承認我黨地位，我黨亦有條件地承認國民黨的地位，。造成兩黨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發展的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