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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經濟最發達的廣東省，農村問題也概莫例外。2000年上半年，廣州、深圳、珠海、東莞、中山、江門、佛山、順德這八個珠三角城市一般預算收入增加額佔了全省的市縣級增收額的85％，而另外有10個縣的收入卻出現負增長。截止6月底，廣東全省有26個縣欠發工資總額達8。1億元。廣東省人大財經委指出，目前廣東農業和農民問題很嚴峻，由於受自然災害和農產品價格下跌等因素的影響，上半年農民人均收入只有1700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3個百分點。而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卻高達 5100多元。上升了近8個百分點。這一降一升的結果表明：財富的“馬太效應”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正在中國城鄉間顯現。
種種跡象表明，改革開放20年間，中國城鄉間的差距曾一度縮小，但到90年代之後又重新拉大。這說明建國以來城鄉二元結構的格局不僅難於打破，並且在繼續固化。任何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一部社會群體和團體利益的調整史。國家政府的任何一項政策，都具有利益的傾向性。中國是個以工農利益為重、以共同富裕為宗旨的社會主義國家，但在向這些目標行進過程中，目標理想和實踐結果出現了偏差，為了照顧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忽視了農民的利益。前30年間“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雖然不存在了，但這種“優先”和“優越”的心理和因優先導致的城鄉二元化格局卻牢牢地延續了下來。“農民低人一等”是這種優先政策形成社會文化心理遺產，這種心理意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影響著政府的決策。
目前中國政府界以至學者界，農民利益的代表者較少，農民利益的呼聲也甚弱。中國農民實際上是中國社會中典型的弱勢一族。之所以弱，主要是身上天生受著不公平待遇的限制。農民一生下來便處於一種天然落後和狹隘封閉的生存條件和環境裡。難以遷徙流動，改善生存條件的願望便無從實現。由於在各大利益群體中，農民屬於弱勢一族，所以在經濟上受到的重視程度也不夠。特別是在各群體的利益發生矛盾衝突時，首先遭到抑制的便是農民利益和農村經濟。這一點在最近幾年搞的“關停限產”上表現得特別明顯。
毫無疑問，城鄉關係、國企和民企關係已成為當今中國社會最主要的利益衝突關係，也成為當前最主要的社會矛盾。中國的目標應當是公平合理地發展，在各個利益集團之間尋求平衡，不至於利益的天平在社會群體中傾斜得太厲害。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深層社會矛盾開始突出和顯性化的時代。計劃經濟下形成的傳統經濟格局和利益格局厚重而牢固，但它已遭到農民強烈的反抗。象農民自發產生的民工潮，就是農民自發抵制戶籍管制的一個最生動的表現。
現在，我們應該反思一下中國經濟為什麼具有挹此注彼性和強烈的等級性？這恐怕是當年革命時期的政治哲學在當今經濟領域中的反映，其根源在於傳統的政治、文化和哲學理念，在於等級制的社會結構。建國50年來，中國社會和經濟的典型發展模式是：一個家庭中三個孩子幹活，供養一個孩子上大學，最後這個孩子獲得了極高的教育和發展，並留洋到外國，成了外國的白領階層和人才。但剩下的三個孩子仍然在農村務農，愚昧無知，貧窮落後。如果這個家庭將資金平均使用，使每年孩子都多少受點教育，平均發展，或許對這個國家更好。中國今後的發展道路便是這種平均、均衡的發展模式。再也不能繼續集中優勢資源“拔尖”發展的戰略了。如果我們要與發達國家進行比較，就要以人均水平來比較，不要以個別典型城市或個別沿海地區來與國際水平相衡量。只有整個國家和人民獲得了充分的發展，才說明這個國家是強大的和發達的。
說到底，中國發展的最終目標是均衡發展，而不是以犧牲一批人為代價培養出少數精英。中國今後的發展目標是縮小差距，不僅縮小城鄉差距，更要縮小人的差距。再不能人為地造就一個特權階層和特權地區，要實行公平的國民待遇。在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同時，如果對國內的農民還不實行同樣的國民待遇，那就將發生更多的悲劇。21世紀，中國社會最大的發展衝動來自於農村，來自二元結構中的農村結構。
2001年元月份，南方報業集團和《南方週末》報在北京召開了一個關於西部開發問題的研討會。我在那個會上明確地提出，目前，中國政府沒有必要在西部問題、城市化問題和小城鎮問題上大做文章，只要將取消戶籍管制，落實公民的各項權利，各種問題便會自然化解，市場最終會縮小地區差別、城鄉差別以及人際差別。我的這一觀點，《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