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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次嚐到外國租界勢力給予我的侮辱，使我確認反日之處，還要反對租界。
七月初，陳獨秀先生和北京學生聯合會十一位重要負責人魯士毅、江紹源等先後被捕。
我們旋即從北京收到關於這件事的詳細報告。在上海的北京學生代表團認為這是北京政府有
計劃摧殘北大的行動，並想到北京學生聯合會一時將缺乏得力的人手，因而決定要我立即趕
回北京，號召同學們堅決反抗，決不使這個學生運動的中樞受到損傷。我遵命立即起程趕回
去貫徹這一個新任務。
當時全國學生聯合會代表大會關於對北京政府的態度問題有些爭執。上海和南方各地有
些代表，表示出不承認北京政府和支援廣州的南方政府的意向。北京和其他多數北方地區的
代表雖然同情南方政府，尤其反對北京政府在各地壓迫學生，但仍不願將這種態度公開表示
出來。他們顧慮這樣作會捲入現實政治漩渦，予北京政府進一步摧殘教育的口實。可是，當
聽到陳獨秀先生等被捕的訊息之後，代表中就有人強調的指出：我們應當與上海等地的代表
採同一的態度，公開反對北京政府。果然，在我離開上海幾天之後，全國學生代表大會便請
孫中山先生在會發表演說。這是全國學生傾向孫先生的第一個公開表示。
我趕回北京後，得悉魯士毅等十一位同學是由北京地方法院用拘票逮捕，將公開審訊。
陳獨秀先生則是由便衣警察到他家裡把他架走的，至今下落不明。有些同學曾表示出一種悲
觀的論調，認為以前要求拒絕和約簽字，懲辦賣國賊，是聲勢浩大的愛國行動，政府不得不
低頭；可是現在情勢有些改變了，暑假期中多數同學已經離開學校，捉去的只是北大一所學
校的師生，是否能為了這件事發動一個轟轟烈烈的反抗運動，大有疑問。在一次北大學生幹
事會會議上，我鼓勵同學們：“我們應當堅決奮鬥下去，一定會得到全國的支援。”我旋即被
推舉為出席北京學生聯合會的代表，並由學生聯合會的評議會推舉我為學生聯會的主席，於
是我就首當其衝的展開了與北京政府的另一次奮鬥。
在暑期中，北京學生聯合會和北大同學會的情景顯得不如“五四”到“六三”這一期間
的那樣熱烈。各校同學離京渡假的約佔全體同學的三分之二，學生會的一部分重要人物到上
海等地去了，一部分重要職員被捕了，還有一些從前較活動的同學，因避免被捕，不再露面
或暫不返京。因此學生聯合會經常工作的人員大為減少，並且換了一些生手，這樣我的職責
更加繁重了。我忙得至少有一個月沒有回到自己的寢室去，疲倦了就在辦公室的睡椅上躺一
會，吃飯也在辦公室裡，日以繼夜，每天工作十六小時左右。一切工作如主持會議、指導內
部工作、對外聯絡通訊、營救被捕同學、溝通各校同學意見等等，我都做得十分積極，學生
會的陣容因此又堅強起來了。這對我個人言，也可說是實習了一課領導工作。
為了抵抗當局的壓迫，各校校長，教職員和學生聯合採取同一步驟。國立八個專科以上
的學校校長組織了一個校長會議，以醫專校長湯爾和為代表。各專科學校教職員也組織了各
校教職員聯合會，以馬敘倫、沈志遠等為代表，與代表學生聯合會的我經常接觸。我們共同
標榜不讓教育受到摧殘、挽留蔡校長、反抗政府加害陳獨秀先生和愛國學生。李大釗先生也
是教職員聯合會的一個活動人物。他在暑假期中，仍然常到他的辦公室—圖書館裡辦公，與
我接觸更為頻繁。他不僅對我提供了許多寶貴意見，甚至常代我草擬一些重要檔案，對於溝
通教職員與學生間的意見和聯絡新聞界等，更是多所盡力。從此，我和李大釗先生就成了不
分師生界限的共同奮鬥的戰友。
八月底，魯士毅等被捕已近兩個月，北京地方法院才宣告偵察終結，正式開庭審訊。開
庭的那一天，學生聯合會組織了一千多人的學生隊伍假稱去旁聽，實際是向法院示威，反對
當局非法拘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