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接受的同情者們去籌集一些。如北大的李辛白先生每月捐助二十
元，俄文教員柏烈偉一次捐助了一百元等。這件事毋需我去操心，我可以專心到各處去發動
工作、如天津、唐山、南口等地的職工運動都由我去接洽，先後發動起來，而專心從事工運
的同志也由於我的影響漸漸增加了。長辛店的職工運動比其他各處進行得更為出色。那間工
人子弟學校成為工人經常會聚的場所。工人們放工以後，三五成群，甚至帶著小孩，來到學
校聽講時事或閱讀報紙，也有唱戲、談天的。
為了工人子弟學校的事，李實忙得不可開交。他態度和藹，又極有耐性，工人們找他問
長問短，要他代寫家信或其他檔案，要他做他們的醫藥顧問，還要他為他們排解家庭中和其
他各種糾紛，他都樂意地照做。工人們還發生爭吵，學校就成了評理的地方。工人們有籍貫
上的幫口的不同，如天津幫、德州幫和本地幫等等，還有職業上的區別，如司機與生火，機
工與學徒，工匠與小工等等；彼此常常發生歧視和職業上的競爭，尤其彼此間債務的糾紛最
多。李實處理這些事情大都是很恰當的，因而獲得工人們廣泛的信任，而這間學校也就成為
他們生活所最需要的地方了。
這間學校最初名為工人子弟學校，附設有一個工人補習晚班。後來工人參加補習的人數
增加起來，因而改名為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於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舉行成立儀式，表示慶
祝。中共黨員吳汝明參加學校工作，幫助李實擔任教員職務。不久，李實因事他往，吳汝明
便接替了他的全部工作。
我每星期去長辛店時，常到工人住所去訪問，關心他們的生活狀況。他們每天從早上六
點工作到下午六點，除了吃飯和必要的休息時間外，每天至少要工作十小時，有時還要加二
小時到三小時的夜班，兩個星期只有一天的休息。尤其成問題的是工資低微，一個低階的工
匠每月工資九元，學徒還要少得多，至於三十元的月薪，只有工作多年的老工匠才能拿到，
六十元的月薪則是火車司機和少數技工的特別待遇了。他們平均的工資不過是十五六元左
右，這種收入迫使他們把生活水準降得很低。
此外，他們感覺最痛苦的是小雜貨店的剝削，這些小雜貨店都是工廠裡的管工和監工們
開設的。工人們向這些店裡購買日用必需品，而工資要到月底才能發放，所以工人多半按照
改入的比例先向雜貨店賒賬。久而久之，工人每月的工資就都由那些管工與監工們代領去抵
償積欠。欠賬每月尚須加付至少百分之十的月息，本利累積下來，欠賬日益增多，每個工人
都成了雜貨店的債務人。欠幾十元的工人算是情況較好的，通常都是欠賬百元以上。有一個
名叫張德惠的工匠在廠裡做了幾年工，欠賬高達一千幾百元。這樣，工人們便無法脫離管工
和監工的掌握，一旦債主不肯再賒，就等於宣佈他們的死刑，這是他們最恐慌的事。
我深切同情他們的遭遇，問他們為甚麼不組織工會和辦理工人合作社，來維護工人自己
的利益。可是他們多數對於這一點抱懷疑的態度，有的表示他們規規矩矩的做工，為什麼要
幹這類會黨的事？有的表示他們從來沒有聽見過，有可以為工人謀福利的工會，只知道在民
國元年辦過什麼工會，那是為選舉用的，每人繳一塊錢領一張會員證，到選舉的時候去投上
一票就算完事。但那種“工會”後來還被袁世凱嚴厲查禁，有些人因而受害；如果要辦為工
人謀福利的工會，豈不麻煩更多？還有少數比較進步的工人認為工會是要辦的，可是還沒有
到要辦的時候。他們這種畏俱廠方和政府當局的心理，似乎不是立時可以轉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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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我於是向他們提議：不妨先組織一個工人俱樂部。這件事也經過多次的商談和說服，方
為他們所接受，後來經過長時間的醞釀，直到一九二一年的五月間才正式成立。這個工人俱
樂部成立時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