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場之外，不
能有甚麼成就；他那次往返商討，不僅沒有澄清中共內部的混亂，甚至是貽誤了時機。
威金斯基在武漢考察了一般情況，似乎特別受到俄顧問加侖等人的影響，提出了與鮑羅
庭不同的意見。他向我表示革命陣營內部不宜分化太快；否則，將無以對付北方軍閥及帝國
主義的雄厚勢力。對中共與工農運動，也是不利的。他說到在武漢的俄顧問中有些不同意鮑
羅庭的作法，並且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蔣介石究竟不是陳炯明，鮑羅庭更不是孫中山。”
他提議讓他去南昌一趟，與蔣尋求諒解，以避免革命內部的過早分化。
我向威金斯基表示，他的主意能否收到成效，大有疑問，但不妨一試。我著重指出反蔣
陣線包括一些不可靠的舊軍人和動搖不定的左派政客，即使勝利了，局勢也未可樂觀的。如
果他的南昌之行，能夠使目前武漢南昌間的對立狀況，稍微緩和一下，讓中共能夠多一點準
備的機會，也是值得的。不過事態發展到了今天，要想挽救也不能存過高的希望。
幾天之後，從南昌回來的威金斯基，果然向我簡單的說：“事態已無法挽救了。”在鮑羅
庭的辦公室中，他們兩人又展開了爭論。鮑羅庭似是以列寧自況，指斥威金斯基充當了反對
十月革命的卡米涅夫和李洛維夫那種工賊的角色。他說到威金斯基南昌之行，既未達到預期
目的，反動搖了反蔣陣線，增長了蔣的氣焰，損傷了我們自己的威信。威金斯基也反唇相譏，
指出鮑羅庭的做法並不是甚麼布林什維克的路線，而是玩弄手腕的政客行為；其結果將不利
於中國革命和蘇俄在中國革命的地位。
鮑羅庭知道我是支援威金斯基此一行動的，因而特別指出我與威金斯基主張的不同，以
減少貫徹他的主張的阻力。他說明他明白我雖也不願革命內部分化太快，但清楚知道反蔣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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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勢成騎虎，不能退縮；所以我老早就要求中共中央遷來武漢，集中力量來應付這場鬥爭。而
威金斯基卻一味在那裡唱反調和搖擺不定。鮑羅庭最後還是勸告威金斯基，說他的調子事實
證明是唱得已經遲了，現在是不能有所選擇了，如果大家同心協力照他的政策做下去，結局
也許不會如威金斯基想像的那樣惡劣。
威金斯基終於無法扭轉鮑羅庭的做法，怏怏的返回上海。他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