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合作的發展，會很順利。
他告訴我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會設在廣州，另在上海、北京、武漢設中央執行部。執行部
的職權很大，以中央直屬機構的名義，全權領導各該管區的黨務。孫先生希望老國民黨員分
擔各執行部的領導名義，提拔一些新進的同志，來擔任各執行部的實際工作。上海執行部預
定由胡漢民、汪精衛主持，毛澤東以秘書的名義擔任該部的實際工作。武漢執行部預定由居
正、覃振主持；孫先生希望我能去那裡擔任實際工作。北京執行部派定丁維汾、王法勤、李
大釗三人主持，至於實際工作人員，則由他們三人選任。
李先生根據這種情況，問我能不能去武漢。關於這一點，他還對我有詳細的說明。他敘
述孫先生強調提拔新進的主張時，曾以我為例來說明。他說曾有人向孫中山先生進言，認為
我反對國共合作，不應列名為中央委員，此次出席大會又中途退席，足見仍有不滿的意見。
可是，孫先生堅決否定這種說法；他指出我既來出席，足證並無根本反對意見，至於因重要
工作提早北返，那是他詳細知道的事。他認為即使我曾批評過國民黨，現在不加計較，也足
證他是大公無私的。李先生又指出孫先生對我的印象很深，幾次稱我為“五四運動的能幹的
學生代表”，因此，他要分配我一項工作。
李先生也很直率的告訴我，居覃兩位雖曾託他向我代達歡迎的誠意；但他卻從旁聽說這
兩位先生有些以我不易駕御為慮。他個人和中共中央目前都以發展國共合作為當務之急，所
以希望我能去武漢，並相信我能夠克服一切困難。不過他也向我宣告，這件事中央和他個人
都願聽任我自己的考慮決定。
我說，我不願去武漢擔任國民黨的工作。我說明我並不以為我不能與居覃兩位合作；也
不是為中央所顧慮的，我這個在吳佩孚眼中的“二七要犯”在武漢會有不易避免的危險；而
是我根本不贊成這樣做。我還進而勸他，中共黨員分據國民黨機構的要津，並無重大作用，
反而會引起一般老國民黨員的嫉視。這樣，這個擬議就被我婉詞謝絕了。
當時李大釗先生也想邀幾位同志去分擔北京執行部的實際工作，但他所遇到的反應，也
不如意。那時北京多數同志認為，領導或參加革命運動，自應爭先恐後，但到國民黨機關內
去湊熱鬧，卻可能會吃力而不討好。
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很快的成立了。辦事處氣象的堂皇遠非中共的機構可比。經常在那裡
辦公的是丁維汾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