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土地革命，現在回過頭來，國共第二次合作，反對日本侵略，奮鬥目標，仍然是民族主義，
換句話說，就是不使中國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對此我曾感慨萬端，深深覺得，中共一向都為
左傾空談所誤，現在如果還不老老實實做些抗日工作，很有可能成為民族的罪人。
從這些思想出發，我曾向毛澤、張聞天等，先後表示過我對抗戰的基本看法。我們談到
國民黨問題的時候，我曾說到國民黨能這樣堅決抗戰，已屬難能可貴，而且可能在對內政策
上有若干改善。談到國共關係時，我也表示，國共第一次合作，是兩黨完全混在一塊，因此
吵鬧不休，現在國共兩黨的界限分得很清楚，適宜於互相競賽，可以避免彼此間的許多衝突。
說到抗日前途時，我主張中共應採取積極政策，團結抗日勢力，促進國民黨政府的進步，務
使日本侵略不易得逞。這些初步性質的談話，當時還未引起辯論和爭執。
抗戰初期，到處一片熱烈氣氛，人們都為抗日熱情所鼓舞。南京西安等地的使者，上海
等地的新聞記者，不斷的訪問延安。其中最重要的，是南京派來的一個軍政視察團，由十餘
高階軍政官吏所組成，其使命又與國共合作大有關係。我被邀請和毛澤東、朱德、劉伯承一
同招待這些使者，極盡地主之誼。我們論調一致，強調擁護蔣委員長抗日，表示共赴國難，
抗戰到底的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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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當時毛澤東對國共合作抗日的真意何在，還沒有完全表明。延安情況，也還有點五顏六
色，譬如軍人服裝就不一致，有國民革命軍的，也有原來工農紅軍的。毛澤東就有兩頂軍人
便帽，一頂是新制的國民革命軍式的，有外來客人時，他便戴上；一頂是原有的紅軍帽，有
紅五角星徽，參加中共內部會議或到“抗大”講話時，他特別戴起來出臺。
當時許多人因為軍帽不一致，常避免戴帽，毛氏的舉措，特別引人注目。也許毛氏要借
此表示一下他有表裡不一的兩套。
當時毛澤東聚精會神處理紅軍的改編工作。七月下旬，南京與延安間，往返電商有關這
件改編工作的實際處理辦法。南京方面所注意的是迅速完成改編工作，以便中共軍隊能開赴
前線抗日。毛澤東所注重的顯然不是迅速開赴前線，而是如何保護他唯一的本錢，使紅軍不
致在改編中受到損失，更企圖運用這套本錢以備將來奪取天下。我一直沒有預聞這些事，毛
氏也有意瞞著我進行，但從許多事實中可以看得出他的企圖。
這次改編工作中，毛氏完成了他對紅軍的控制。這自然是他第一個要達到的目的。駐屯
在延安附近的紅軍，主要來自第一、第二、第四三個方面軍和陝北本地。這些軍隊系統不同，
地域及語言各異，軍事幹部便不能任意安插。以人數而論，四方面軍的人數最多，陝北本地
人次之，第一和第二兩方面軍的人數較少。毛澤東將這些軍事幹部混合運用，使其互相牽制。
再又強調黨的領導，廣泛實行政治委員制度，各級政治部和軍中特工組織的職權都提得很高。
毛澤東所企圖達到的第二個目的，是對付南京的壓力，使紅軍雖經改編，仍不致為廣大
國民革命所消化，要留有自由發展的餘地。當時毛氏向南京所呈報的紅軍總人數是四萬八千
多人，連延安的後方人員，亦計算在內，其實作戰部隊只三萬多一點。南京方面卻只承認改
編人數為兩萬多。這個爭執的著眼點，自然是部隊經費和一切補給種類的數量問題。為此毛
氏曾多次電南京的周恩來和西安的林伯渠，分別向南京軍事委員會和西安的行營提出種種要
求。毛澤東不厭其煩的如此做法，不僅為了增高紅軍的地位和獲得部隊所需較多的物質，而
且對紅軍內部來說，可以證明他正向南京爭取平等的待遇。
其實毛氏所願意接受的，只是改編之名，他要保留紅軍內的一切成規。他耽心紅軍幹部
會受到國民革命軍薪給制度的影響，一次他極力鼓吹紅軍配給制度的優良，官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