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常為共產國際及鮑羅庭辯護，更不贊成立即退出國民黨。
當我受命派赴廣州傳達中共中央的意旨時，我曾在中共中央會議上慎重提出要決定最後
是否退出國民黨。當時威金斯基根據共產國際的意旨，堅持中共仍應留在國民黨，團結一切
可能團結的力量。我們因不願與共產國際發生爭執，而且時機迫促，也不容許我們作根本的
改弦更張，只好接受了威金斯基的意見。因此中共中央的政策，較之鮑羅庭所執行的，也不
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別。結果，在國共關係問題上，我們處於進退兩難之境，處處被動，只
有聽任國民黨的實力派，用強制手段來擺佈了。
①國民政府採委員制，以汪精衛、胡漢民、孫科、許崇智、伍朝樞、徐謙、張繼、譚延輳А⒋骷咎鍘⒘幀�
森、張靜江、程潛、廖仲愷、古應芬、朱培德、于右任十六人為委員；由汪精衛任主席；國府委員會之下設
外交軍事財政三部，由胡漢民、許崇智、廖仲愷分任部長。
第三章 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一九二六年一月間，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雖然洋溢著使人樂觀的左傾氣氛，但事
實上卻忽視了實際問題的解決。這固然是汪情衛領導作風的特色，也是中共中央和鮑羅庭以
及汪精衛等三方面意見不一致，而又不能獲得適當的調協，有以致之。
我於二九二五年十二月中旬由上海乘輪繞過香港，直達廣州（因省港罷工海輪不停香港）。
我為了獲得鮑羅庭的諒解，首先找他懇談。他已知道了一些上海的訊息，頗為不滿。我將中
共中央關於廣州政策的決定和與國民黨中派人物孫科等會談的經過通知他；並且表示中共中
央和我自己都認為應當首先和他交換意見，如果他贊成這些決定，據以對廣州的現行政策有
所修正，也應由他採取主動；我自己則不擬直接向外有所表示；以免予人以我們之間有意見
分歧之感。
鮑羅庭對中共中央的政策表示甚大的反感。他說到廣東在過去半年中，經歷了一場艱苦
的奮鬥；如非他和廣州的同志們緊急應變，也許革命早就夭折了。他接著質問我：“為甚麼廣
東方面將那些陰謀破壞革命的國民黨右派分子驅逐出去了，現在卻又要將他們請回來？”他
要求讓他考慮幾天再行討論；但對我這次先和他商談的步驟卻表示欣慰。
鮑羅庭雖不贊成中共中央的政策及據此所採取的行動，但似覺得這是威金斯基，甚至共
產國際所支援的政策，不能等閒視之。他表示要先問明莫斯科和加拉罕的意向，才能作具體
決定。他對已往沒有將廣東情況詳細報告中共中央，並承認對外的宣傳解釋工作做得不力，
以致引起隔閡一點，表示歉意。我答應他先了解廣東實況，過幾天再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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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當時廣東局勢的演變千頭萬緒，要在幾天之內獲得全面瞭解，談何容易。中共廣東區委
會各負責人雖大都抱樂觀看法；但也不得不承認當前局勢潛伏著的危機。他們所談的要點，
大致如左：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愷被刺，是革命與反革命流血鬥爭的重要訊號。廣東的中共
同志，認為廖案的發生，不外兩種因素：一是親共與反共之爭；二是國民黨內部權利之爭，
無論如何，這表現了中國政治人物缺乏民主素養，動輒以暗殺手段對付反對者。
廖的被刺，胡漢民派涉嫌最大。一九二五年六月中旬楊劉問題解決後，七月一日國民政
府成立，胡漢民因而失勢。廖仲愷當時是扮演著“梁山泊豹子頭林沖”的角色，支援汪精衛
接替胡漢民負最高責任。廖系政府中的核心人物，與鮑羅庭以及中共人士來往密切，而且在
厲行財政統一政策之下，開罪了一些與胡有關係的右派官僚。不少中共同志認為胡漢民本人
及其親信那時仍在政府中佔有重要地位，同時沙基慘案發生以後，大家都要求一致對外。但
胡派居然刺殺多年戰友，動搖了廣東政府的基礎，這是不能寬恕的。
廖案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