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拍賣處。罷工委員會的糾察隊水
陸偵緝隊的組織，擁有隊員二千餘人，步槍四百餘支，小艇十二艘；他們分駐各港口，執行
封鎖香港的任務。此外還有法制局築路委員會等機構。這些機構的做法自然多方侵越了政府
的職權。
當時在廣州的中共同志，多以能領導罷工機構而自傲；覺得較之一九一七年俄國工人蘇
維埃還更有效率；但確沒有取國民政府而代之的企圖。國民黨右派人物卻斥之為“第二政府”，
認為它包藏著中共在廣州實行共產制的野心。中共中央則本著國共合作、共同努力於國民革
命的意向，亟謀對罷工委員會的活動有所調整。
我曾根據中共中央的決策與廣州同志商討這個問題。當時省港罷工委員會向香港所提出
的條件分為兩大綱要：第一是擁護上海工商學聯合會對滬案所提出的十七條；第二是直接針
對香港的六項要求。即：一、政治自由；二、法律平等；三、普遍選舉；四、勞動立法；五、
減低房租；六、居住自由等。我指出應依形勢變化降低要求條件，與香港當局協商解決，盡
早結束這次罷工。如果罷工結束，罷工委員會的組織，也就不必要了。所謂“第二政府”之
說，也可不攻自破。
罷工委員會委員長蘇兆徵和主持委員會的中共黨員鄧中夏等人，都贊成我的主張。但他
們都說香港方面始終對協商解決罷工一事，沒有明確的表示。如果香港方面真願意協商，他
們隨時準備談判。自然，在條件方面也預備作若干讓步。
他們還進而指出，由於省港罷工，加上罷工工人糾察隊檢查各港口，對香港實行經濟封
鎖，不特使香港遭受經濟上的重大損失，使廣東的叛軍，得不到外力的支援；而且由於罷工
工人參加了肅清內奸、鎮壓反革命、支援作戰和杜塞走私以裕稅收等工作，更使廣州革命政
權日形鞏固。因此，國民政府當局多認為罷工是有利的，即反對罷工的人，也只能說罷工委
員會權力太大，卻不能抹煞它對革命的貢獻。罷工工人方面以曾獲得政府和私人大批的捐款，
生活也相當安定。不過對香港實行經濟封鎖，廣州及其附近地區也得不到外貨的供應，有些
地方頗感不便；商人也受到損失；農民的農產品，無法出口銷售，這些事都曾引起反感。
因此，九月初即實行出入口“特許證”辦法。規定“凡不是英國貨英國船及經過香港的
船貨，可準其直來廣州”。特許證規定由國民政府外交部廣東省政府商務廳公安局會同罷工委
員會共同簽字發出。這個辦法實行以後，美日等國的商船相繼要求領證直航廣州。於是，上
海廣州間和暹羅廣州間等航線，逐漸恢復。廣州江面每日出入口船隻多至四十餘艘。這個辦
法在“孤立英國”、“增加政府稅收”、“工商聯合”、“工農聯合”、“安定人心”等方面，都收
到很大的效果。
其次，是農民協會與各地方政府和地主之間的糾紛。在發展中的農民協會，常因減租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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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息和一些其他的經濟問題與地主發生爭執；尤其重要的是農民協會屬下的農民自衛隊與各縣
地主所領導的民團，發生武裝衝突。不是農民自衛隊圍攻地主的碉堡，便是民團殺害農民協
會的負責人。各縣政府處理這些糾紛事件，多偏袒地主方面；也常指斥農民協會簡直成為第
二政府，侵犯了各縣政府的職權。
當時任廣東省民政廳長的古應芬，或明或暗的支援各縣地主民團勢力。廣東的中共同志
將他視作眼中釘，認為非去掉這個右派古應芬，農民是不能翻身的。但張太雷告訴我，鮑羅
庭近來也學得圓滑了；對古應芬支援反動分子事不願過問。張太雷認為鮑顧問不說話，農村
問題是不能解決的；可是鮑又似覺力有未逮，不願捲入漩渦。因此，國民政府對農村既無一
致的政策，若干鄉村便成了兩派勢力的比武場所。
我原約定與鮑羅庭在幾天後商談雙方歧見問題。鮑羅庭似也已得到莫斯科方面的覆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