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集權，
會扼殺一般同志的活力，因而被視為“實際工作派”的首腦。當時李立三、劉少奇、鄧中夏
等，與少共中央委員惲代英等以及眾多的地方組織的同志，都或多或少的支援這種觀點。
李立三尤其反對彭述之的作風。他是個熱情奔放的漢子，只求工作實效，不慣組織的約
束。他所主管的上海工運工作也多采取速戰速決的行動。對於工作方案，要經歷上海區委、
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和中央工作會議屢次的商討，許久才能解決，表示不耐煩。他老是以“急
待解決”為理由，要求舉行聯席會議或另行指定一個行動委員會來處理。他更不願聽那些馬
列主義的說教，認為坐而論道只能貽誤事機。他在上海工運中進行工作時不用說服的方法，
而採取強迫的手段。他認為根據實際情況的行動是最重要的，甚麼“中央集權”、“一知半解
的教條”，都是廢話。
在當時幼齡的中共，一切都是為了急赴事功，因而這種歧見未致演成嚴重的爭執；但後
來中共內部的一切糾紛，卻多少與最早的這種分歧有關。不僅武漢時期的中共內部紛爭是循
著這個脈絡而來的，即後來米夫派的王明、秦邦憲等，也多少繼承著彭述之的衣缽，而後來
毛澤東的“馬列主義中國化”，則與當時的實際工作派，可說是一脈相承的。
①第四次代表大會當選的中央委員的名單，我已不能完全記憶清楚。只記得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
蔡和森、瞿秋白、譚平山、彭述之、羅章龍、項英、王荷波等十人是當選的。其中李大釗、羅章龍二人，當
時在北京，譚平山在廣東。
②漢冶萍工會是由安源煤礦工會、漢陽鋼鐵廠工會、大冶鐵礦工會聯合組織起來的，為當時長江中部一
帶的主要工會。
第二章職工運動的復甦
由於工會組織的恢復，一九二五年春各地的罷工事件日益增多；而這年二月間上海日本
紗廠工人的罷工，又是“五卅”運動之前，罷工規模最大的一次。
在列強之中，日本在華工業是首屈一指的，它利用不平等條約的特權，在中國境內開設
了各種工廠。那時日本在中國境內所設定的紡織廠，共有四十一所，在上海一地即有三十七
個廠。紡織業間的競爭相當劇烈。日廠資本既雄厚，又有不平等條約為護符，不惜採取降低
勞動待遇的手段，來維持和增加利潤；同時對中國民營的紡織廠；積極進行吞併和排擠。這
些事首先引起紡織工人醞釀反抗，也引起中國工商界的憤怒。
日本紡織廠中資力最雄厚的是“內外棉株式會社”，它在中國有十六個廠；其中十一個在
上海。中國工人在“內外棉”做工的境況之慘，簡直如處地獄。工人分日夜兩班，每班每天
工作十二小時；眾多的女工和童工，每天平均工資不過一角多一點（約五分美金）。他們的食
宿條件，壞到難以形容。管理工人既嚴格周密，額外剋扣工資的事件，又層出不窮；打罵工
人，更是司空見慣。進而發明了一種獨特辦法來榨取利潤；它利用中國人民的困窮和大量失
業，招收大批男女童工，設立集中營式的訓練所，名之為“養成工”。以這種“養成工”制度，
用來對付反抗力較強、工資較高的男女成年工人，因此，成年工人之被淘汰者，日益增加。
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內外棉”第八工廠傳出大批成年男工被開除的訊息，引起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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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騷動，併發生逮捕和毆打工人的事件。二月九日，工人開始罷工；罷工的主要口號是“反對
東洋人打人”；罷工風潮迅速蔓延到二十二個在上海的日本紗廠，罷工人數達四萬餘人。
這次罷工具有反日的性質，獲得上海各民眾團體，如學生聯合會等的支援。二月二十五
日，上海總商會出面調停。日本廠方接受了“不得無故打人”等四個條件，罷工才告結束。
這次罷工雖未獲得全部的勝利，但上海紗廠工會的勢力，卻迅速膨漲起來（日本紗廠工人加
入者增至九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