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會反對。
中共在這次大會中，最大的收穫是增加了對香港工人的影響。香港海員工會是香港各工
會中的柱石，蘇兆徵是海員工會中具有信譽的一位領導人。他在輪船上工作了約二十年，長
住香港，連廣州都很少去，對國內情形更是陌生。他於一九二五年二月間代表香港各工會赴
北京，參加國民會議促成會，因而他有機會了解了內地的情況，並對中共發生了好感；終於
由老資格的國民黨員，轉而加入中共為黨員。
他回到香港以後，曾將他北上所目擊的職工運動的情形，介紹給香港的同事們，因而增
加了他們對內地職工運動的瞭解，並對中共產生好感。
這次大會也順利的消除了香港工團總會的反對意見。香港工團總會雖然派了代表出席這
次大會，但對中共的領導表示不滿。一位香港工團總會的主要代表曾向我指出：香港工團總
會是由一百多個工會組織起來的，海員工會不過是工團總會中的一個單位。他並質問：為甚
麼要海員工會做這次大會的召集人，卻不理工團總會？是瞧不起工團總會，抑或是企圖包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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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我雖曾向他多方解釋，但誤會並未冰釋。
在中共黨團中，處理這個歧見的時候，我堅持對工團總會採取友好的態度。認為不應將
工團總會稱為“黃色工會”，形成職工運動的分裂。同志們接納了我的意見，選舉了工團總會
一位主要代表參加大會主席團，表示我們並無歧視的意思。又經過蘇兆徵等人的從中疏解，
工團總會也就積極參加了大會的工作。這件事不僅彌補了原有裂痕，也為香港各業工人後來
之一致參加“省港大罷工”，排除了不少障礙。
但也有一部分工會始終對這次大會採取反對的態度。如廣東機器工會，曾參加第一次勞
動大會，而這次卻採取了消極不參加的態度。當中共與國民黨左派於一九二四年八月組成廣
州工人代表會時，廣東機器工會這個國民黨右派的堡壘即謝絕參與。此後，它也憑藉在廣東
根深蒂固的地位，與新成立的廣州工人代表會明爭暗鬥。這次它又拒絕出席勞動大會的邀請，
我們明知無能為力，只好任之。
另一個代表反對態度的團體是上海工團聯合會，它是在一九二四年八月間由國民黨右派
人物組織起來的。參加的工會有三十二個，會員號稱三十餘萬人；其實這一數字是過份誇大
的。它始終以反共為立場，不肯與中共所領導的工會合作。一九二五年二月間，日本紗廠罷
工時，這個工團聯合會又組織了一個“反共產主義男女勞工同盟”，在工人中散發傳單，表示
願意支援罷工，但勸工人不要受中共的利用。這種事曾引起中共的憤怒，認為是破壞反日罷
工。而其援助罷工的諾言，也從未兌現。
就由於工團聯合會不關切工人利益，專以反共為立場，中共方面斥之為“空招牌的工會”
和“工賊的工會”，並不邀請它去參加這次的大會。它也因此發表宣言，反對第二次勞動大會
的召集，但未發生任何影響。後來這個組織在“五卅”運動中，便消聲斂跡了。
一般說來，革命力量雖曾遭受右派的阻撓，但仍急步向前發展。廣州市這個革命中心仍
為滇桂軍所盤據，包煙包賭，弄得烏煙瘴氣；但黃埔黨軍迅速成長，已能放出光芒，使多數
人對前途抱有信心。同時，廣東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的舉行，和包括約二十餘萬人的農民
協會的成立，也使一般人覺得革命的影響，已遠及於窮鄉僻壤了。
第二次勞動大會充滿了樂觀的氣氛。廣州的工人代表們時常豎起大拇指，津津敘述他們
在剿平商團和第一次東征中，與黨軍和農民群眾共同作戰的經過。我們這些中共負責人也覺
得這次大會獲得了預期的成果，它團結了可能團結最大多數有組織的工人，成立了總工會，
實現了工會的統一領導。從此，中共自身也就名副其實的稱得上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了。
五月八日，大會在一片歡欣聲中閉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