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各馬路商界聯合會共同組織一個工商學聯合會，為這一運動的領導中心。
我們又討論到這次運動是反帝性質的，不應使一般市民感覺不便，更不應使中國人因而
受到經濟上的損失。罷市的目的主要是斷絕在滬外國人供應，應儘量減輕對中國商人所造成
的不利，而對一般市民照常供應。罷工不宜波及華資工廠、公用事業如電燈、自來水等關係
市民生活者，應暫緩罷工等等。
我們深知這些決定的實現，不過是消極性的反帝國主義的運動，鑑於民眾還沒有武力作
後盾，北京政府更不可能與民眾站在一條戰線上，因而我們認為在這一運動中，應避免殺害
外國人的群眾性的騷動發生，以免外人以此為藉口，實施武力鎮壓。
這些方針與辦法決定後，與會者即分別擔任各項具體工作。我首先表示，明天一清早，
我願到那即將成立的上海總工會臨．時辦事處去坐鎮、珍理有關成立這個機構的事務。當時
同志中即有人稱許我：“那好極了；你帶病出馬，難得難得！”分工的結果，是由陳獨秀先生
居中指揮，李立三代表上海總工會負責對外活動，特別是去聯絡商界，以達成一致行動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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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的；其餘各人都就原來工作崗位，展開對國民黨和各民眾團體中的活動；以期所有決定能夠
全盤實現。
這個會議不過兩個鐘頭，就解決了所有的重要問題。會後，同志們都連夜分途展開活動，
各項決定因之一一實現。這次會議進行的緊張和順行，以及同志們情緒的熱烈，確是前此所
罕見的。也許有人只知道五卅運動的藍圖，是中共所預擬的，但我卻認為民族主義的影響，
即對中共本身說來，也是超過一切的。而在我的親身經歷中，五卅運動的民族情緒，其感人
之深，尤勝於當年的五四運動。
五月三十一日清晨，我和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秘書張學琅到達閘北天通庵路一所一
樓一底的房子—上海總工會臨時辦事處。這所簡陋的房子，是剛租妥的，還沒有任何裝置布
置。張學琅去張羅了一張粗糙的木桌子、一張椅子和幾張長凳，並將他帶來的文具和簿冊擺
在桌上。他用一張大白紙，寫上“上海總工會臨時辦事處”幾個大字，貼在大門口，我則坐
在那張唯一的椅子上，閱讀今早出版的報紙。這些報紙都登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