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的反共人士，殷錫朋發起組織所謂A
團和B團，凡是資望地位高的編入A團，一般人則編入B團，其A B二字母並無特殊之意義。不過這個團體
以反共產主義為宗旨，所以後來人們就把 AB 二字母，解釋為 Anti…Bolsheviks 的縮寫。至於彭述之在《向
導》週刊第一百九十期上所發表的《目前革命右傾的危險》一文中所說殷錫朋“在江西國民黨內已經組織了
一個小小的秘密團體，有黨綱有章程，名字叫SM呀！”是否即AB團的別稱，抑在AB團之外尚有所謂SM團，
則不得而知了。
第二章 八個月的地下生活
我返回上海，渡過近八個月的地下生活—一九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五月，這是一段
夠苦悶的日子。我為中共的挫折而傷感，也為我個人所受處罰而不平。我是黨的創始人之一，
我愛黨，也許是逾於別人的；我不得不反對瞿秋白的盲動主義。我又老在逃避警探們的追捕，
任何活動都受到限制，因此，心緒和生活都極不安。一直到一九二八年五月下旬，我赴莫斯
科參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我的生活情趣，才開始有了改變。
一九二七年十月五日晚間，我們乘著一艘漁船，沿著廣東的海岸線，向香港進發，一路
倒也風平浪靜。這艘船的船主兼舵手，是一位慈祥的老者。他的兩個助手，是他的子侄輩，
為人也很誠實。他們殷勤的招待我們；有時，途中偶然發現可疑的船隻在遠處航行，船主便
立即請我們臥在艙裡，免得暴露目標。
可是，這艘漁船很小，艙內除了鋪著的粗糙木板，作為我們的臥處以外，別無任何裝置；
而艙房不過三英尺高，我們睡在裡面，起臥稍不留神，頭就可能碰著艙面。此外，由於思潮
起伏不定，以及海浪打擊船板聲響的騷擾，我雖很疲倦，也沒有好好安睡過。因此，我這次
旅行，不能算是安適的。
我們在船中計議如何脫離險境，到了香港怎樣辦，到了上海又如何等等問題。我們嘆息
自己的處境，按照“成則為王，敗則為寇”這句老話，認為我們現時既不能成“王”也不能
成“寇”。因為，我們脫離了部隊，也就不成其為“寇”了。我們自比於“喪家之犬”，這對
失去了一切的我們，似是切合的。
第三天的清晨，漁船進入了香港的鯉魚門，到了銅鑼灣海面，我們就在那裡登陸了。在
香港人的眼中，我們也許是幾個怪物，我們幾天沒有修面，身上穿的，還是流沙鄉下所換上
的粗白布衣褲，染著黃一塊黑一塊的泥土漬子，頭上戴的是又破又髒的草帽，腳上穿的是經
過長途跋涉的黃布鞋。但走起路來，個個倒也顯得神氣十足，我們在街上買了許多份當天的
報紙，這是我們兩個多月所沒有看到的東西，我們邊走邊看，忘其所以。我們的形狀曾引起
沿途人們的注意，他們一定都在那裡推測：“這是從汕頭敗下來的軍官。”
我們走進了著名的大東酒店，選了一間大房間。茶房們看見我們這些形同乞丐的鄉下人，
而卻又派頭十足，不說甚麼，笑了一笑，就要我們付房金。我們這幾個窮光蛋，在甲子港付
了雙倍的船資，還有一路上的其他花費，囊中所剩已少得可憐了。我們四人都各將所有的錢
湊攏來，付了兩元多的房金，剩下的只夠坐坐車子，連一天的飯費也不足了。我們於是將草
帽、報紙和少得不足道的零碎東西，都留在房間內，就到街上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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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賀昌和×××去找中共在香港的秘密交通站。這是需要幾番轉接才能找得到的。我和李
立三則去找那位曾任過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長、華僑出身的彭澤民。他是與我們友好的國民黨
左派，在武漢分共時，他潛回香港，重操商業。在中環一間頗大的鋪面裡，我們果然會見了
彭澤民。他那時忙著和一些穿著西服，狀似華僑的人物交談，似乎適逢是生意很忙的時候，
他看見我們這兩位奇怪的客人，顯然有點驚慌，不知和我們如何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