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交通負責人對我們的這一番訓誡，曾使我和李立三相視而笑，認為小夥子居然教訓
起前輩來了。原來這位交通負責人是一個約二十歲左右的小夥子，與賀昌具有同樣的少年氣
盛的氣概，又是八七會議以後的新人物，顯得神氣十足似的。我們擠在這間小房子裡，有的
坐著，有的躺在地板上，如此渡過了一宵。
第二天早上，依照那位交通負責人的安排，我們都無言的分手了。他將我安排在一間小
旅館的小房間內，給了我一筆必需的旅費，替我購置了一些應用物件和到上海去的船票等等。
他買給我的物件中有一隻大柳條箱，但是並沒有東西可以填滿這隻箱子；我乃臨時買了一條
棉絮，將它塞滿，以壯行色。當天下午，我採取了各種避免人們注意的方法，悄悄的走上了
一艘開往上海的輪船。其餘三個同伴的行止如何，我也就不知道了。
我在那艘輪船的統艙內，聽到一個我所熟悉的談話聲音，我不得不提高警覺。這是一個
三層的高鋪位，我靜靜的躺在那裡，以免被人發覺。開船以後，我才證實了那個熟悉的聲音，
原來是我的老友朱寶庭。他是寧波籍的老海員，有名的“朱缺嘴”（嘴唇缺了一塊，因而有此
綽號）。他交遊甚廣，這條船上的海員，多數是他的朋友。他喜歡喝酒，往往終日在醉鄉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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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人大聲談笑。那時，他也是這個統艙中的乘客，搭這艘船到上海去。與他交談來往的人，川
流不息。
我考慮到：朱寶庭原是一位可靠的同志，也是海員工會領導人之一。這時他竟毫無顧忌
的在那裡大聲談笑，是否他已經變了呢？即使他沒有變；但如果我和他打招呼，又可能會遇
到其他認識我的海員；或者這位“朱缺嘴”酒醉了，亂說一陣，豈不要將我的身份暴露嗎了
因此，我決定避不和他見面。同在一個統艙內，這很不容易做到。於是，我只得裝暈船有病，
老躺在鋪上不下來；只有當“朱缺嘴”睡了或不在統艙內時，才下來走走。這樣，我算領略
了那種無病裝病的痛苦滋味；而終日躺在床上，也使我陷於一種苦思焦慮的狀態之中。
這樣過了三天，我居然沒有被“朱缺嘴”發覺，順利的到達了上海。其實，那時“朱缺
嘴”還是一個忠實的同志，我沿途的顧慮和所吃的苦頭，實在是多餘的。
我到上海後，很快的便和中共中央聯絡上了，我也開始領略到“四一二”上海清黨以後
的那種恐怖滋味。李立三這時也到上海了，他是不是和我同乘一艘船，我不知道。但他的化
妝，顯然是比我要闊綽些，他裝扮成一個富商的姿態，也有點像一個花花公子。我們當時在
李維漢（任瞿秋白中央組織部長）的住所內會見，談論我們如何住下來的問題；又重新聽了
一遍由李維漢告訴我們應注意的種種保密事項。
李維漢告訴我們：中央已經在英租界的重慶路一條橫巷內，租好了一層樓的房子，準備
給我們居住。經手去租房子的人，曾告訴房東，是準備給新來上海的朋友居住。要我們以旅
客的姿態搬進去，一點也不可露出形跡。我們聽了他的話，隨即商談，以何種身份搬進去，
如何應付環境。我那時容顏顯得相當憔悴。於是，裝成一個來上海就醫的有病教員，李立三
則權充我的弟弟，系一間銀行的高階職員，陪同我來上海醫病，並順便做做買賣。我們這樣
商定後，李維漢從旁欣賞著說：“像得很。”
我們搬進了這所中共中央的“高階招待所”，這是一幢兩層樓的單獨洋房，房東住在樓下，
我們住在二樓。這層樓有六個房間，相當寬敞。各房間內，都早經佈置了一些租來的傢俱。
我們的扮演，倒也非常逼真。李立三每天都向我致候：“大哥，你今天感覺怎樣？”如果有同
志來往，也要談上一些有關我的病狀，似乎都是一些來看病的親友。弄得房東都在那裡推測
樓上那位大先生，是生了肺病罷！李立三卻是好動的人，在家裡耽不住，不管風聲怎麼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