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蔡元培於五月九日留書北大教職員學生，其文日：“我倦矣！‘殺君馬者路旁兒’，‘民亦勞止，汔可
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
離關係。特此宣告，惟知我者諒之。”十一日北大學生又接其自途中函雲：“僕深信諸君本月四日之舉純出
於愛國之熱誠。僕亦國民之一，豈有不滿意於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為國立大學校長者，當然引咎辭職。
僕所以不於五日即提出辭職者，以有少數學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於校長之地位以為之盡力也。今幸承教
育總長、警察總監之主持，及他校校長之援助，被拘諸生均經保釋，僕所能盡之責，止於此矣。如不辭職，
更待何時？至一面提出辭呈，一面出京，且不以行蹤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虛套，而促繼任者之早於發表，
無他意也。北京大學之教授會已有成效，教務處亦已組成，校長一人之留去決無妨於校務，惟恐諸君或不
見諒，以為僕之去職為有不滿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書此以求諒於諸君。”
② “救國十人團”的組織是北大事務主任李辛白先生在五四時所首先提倡的。他與蔡元培、李石曾、
李大釗等友善，有革命實行家之稱。他獨自出資刊印十人團章程，出版《新生活週刊》，號召人民按十為單
位組織起來，由十而百而千而萬，迫使政府不得不尊重人民愛國要求，並致力平民生活狀況的改善。這方
案為學生會所接受實行。
第八章 為維護北大而奮鬥
北京政府雖然為勢所迫接納了學生的愛國要求，但仍未放棄壓制學生的企圖，所以五四
運動的中心—北大，就仍是它們壓迫的物件。這使學生不能安心學習，不得不繼續作反抗的
活動。
六月初，京、津、寧、杭各地學生會代表齊集上海，正是北京政府“六三”大捕學生後，
引起六月五日上海規模廣大的罷市、罷工、罷課風潮的時候．，各代表會同上海學生聯合會，
發起召集全國學生代表大會，進行組織全國學生聯合會。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全國學生
聯合會在上海正式成立。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學生運動的一次盛舉。
北京學生聯合會曾先後派出幾批代表，分向各地進行組織全國學聯的活動。北京學生代
表許德珩、黃日葵等人最先到達上海。段錫朋等也在全國學聯成立之前趕到。我和其他幾位
代表則在大會開幕之後才趕到。我到達上海時，全國學生代表大會已借靜安寺路南洋商業專
門學校經常舉行會議，各地學生代表也大都寄宿在這所學校裡。大會費了好幾天的時間討論
全國學生聯合會的組織章程，字斟句酌的研討不休。北京學生代表共有二十餘人，其中只有
四個是出席代表大會有表決權的正式代表，我在大會是沒表決權的，被選擔任總務方面的工
作。
我對全國學生聯合會總務處的工作並不感興趣，事實上也未正式就職。我所注意的是考
察各地學生運動的實況。我發覺上海及各地學生會講演方面的工作，趕不上我們在北京所做
的。“到民間去”的風氣很不普遍。為了要給各地同學一個榜樣，我親身在上海從事街頭活
動。我制了一些賣報的布袋子，發動同學們一齊去推銷愛國書刊，進行像北京學生聯合會演
講團一樣的工作。我背了一個裝滿《每週評論》、《星期評論》等愛國書刊的袋子，到街上去
一面叫賣，一面向市民宣傳，晚間歸來，有些代表們以驚奇的眼光笑著向我：“你這位社會
運動大家的生意好媽？”我充滿了自信向他們說：“成績還不錯。我們都要有這種到民間去
的精神才好！”我這樣做了幾天，終於在南京路永安公司門口，受到一個外國巡捕的粗暴幹
涉，他不加警告的在我背後用力的一推，幾乎使我跌倒。當我依然停在那裡表示不服的時候，
他竟作出要逮捕我的姿態。我為了不願引起糾紛，以免防礙全國學生聯合會組織的進行，當
時沒有反抗就走了，也未將這件不愉快的事宣揚出去。但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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