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主編了一個《湘江評論》週刊①；這個週刊本來是以鼓吹新文化運動為主，在各省的小型
刊物中，其聲望僅次於施孝統、俞秀松等在杭州所創辦的《浙江新潮》②。毛澤東之信仰馬
克思主義，最初是受了北大湖南籍學生羅章龍等人的影響，後來他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時又受
了李大釗先生等的薰陶。他之成為湖南小組的主要發起人，則是由於陳獨秀先生的通訊鼓勵
③。
中國共產黨各小組，能在像湖南、山東這樣的省份發展起來，倒也不是偶然的。山東因
為是日本侵略的目標，所以一般青年在北方各省中顯得較為左傾。湖南在南方的各省中一直
是南北戰爭的要衝，人民久經戰禍，一般青年不僅思想左傾，對於現實政治也較為敏感。在
近代歷次的革命運動中，湖南出現過許多傑出人物，由於歷史關係養成了湖南人一種崛強奮
斗的性格，“無湘不成軍”的俗語，早已為人所共知。那時（一九二○至一九二一年），不滿
北京政府的各派勢力的人，都團聚在湖南首倡的聯省自治的旗幟之下，以求避免戰亂。毛澤
東等這一群左傾青年也支援聯省自治，並與湖南國民黨人和其他政治派系有廣泛的接觸。
在毛澤東等組織湖南共產小組以前不久，長沙另一派左傾青年以黃愛、龐人銓為首已經
組織了一個湖南勞工會。他們籠統的信仰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即對於工人運動的意義了
解得也不算透徹，但富有實幹精神。五四運動時，各地的活躍青年競起組織左傾小團體，但
各小團體之間不免有門戶之見，這在湖南更為顯著。黃愛、龐人銓等因受省外同道者號召團
結的影響，終於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但他們與毛澤東之間的意見並未完全化除，而且仍
在暗中滋長。黃愛、龐人銓於一九二二年一月因發動罷工，被趙恆惕槍殺後，湖南勞工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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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與共產派就完全分裂了。
武漢的共產小組也是在一九二○年十一月間成立起來的。最先的參加者是董必武、陳潭
秋、包惠僧、林育南、項英等人，這些人中一部分與國民黨有過親密關係，當時都潛伏在武
漢從事教育工作（當時國民黨在武漢被視為非法團體），另一部分則是五四運動中的左傾青
年。武漢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是由五四運動中的活動分子混代英、蕭楚女、李書渠、劉昌群、
李求實等人組織起來的。他們在此之前曾組織了一個“互助社”的小團體，辦有《武漢評論》，
鼓吹新文化運動。
惲代英、蕭楚女於二九二○年底到重慶去教書，不久就在重慶聯絡楊暗公等組織重慶社
會主義青年團，團結了重慶方面的三十幾個青年。在這以前，吳玉章在成都已另行組織了一
個“青年共產黨”。吳玉章是老同盟會會員，曾流亡到法國，約於一九二○年回到成都高等
師範任教。他在法國受了共產運動的影響，並未與陳獨秀等聯絡便單獨幹了起來。他以“青
年共產黨”的名義，團結了成都等地幾十個左傾青年。
四川有了這兩個同一性質的團體，便難免發生一些糾紛，主要是他們的聯絡物件和活動
範圍相同，都自視為正統，互相競爭。在社會主義青年團看來，他們的組織是全國性的，“青
年共產黨”則不過是成都方面少數人所標新立異的組織；可是，在“青年共產黨”看來，社
會主義青年團不過是共產主義的低階組織而已。
到一九二二年，這兩個團體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實行合併。吳玉章、楊暗公等參加中
國共產黨為黨員，其餘多數也都參加了統一後的四川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後來這兩個團
體的人物都能不分界限的合作，沒有留下甚麼芥蒂。
廣州的共產小組的成立比較略遲，它在陳獨秀先生於一九二○年十二月間，到達之後才
組織起來。廣州這個華南重鎮，雖是中國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但南方政府在相當長的一段時
期中為桂系軍閥所盤踞，一般人民既具有反北京政府的傳統，又苦於南方政府的橫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