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心耿耿，正直無私的。他有主張有辦法，說得到做得到，這是很難得的。這次他的主
張大致都是對的；他與我之間毫無芥蒂，只因相處甚密，說話不拘形跡，現在統治者們既這
樣無情的壓迫我們，我們只有和共產國際建立更密切的關係，不必再有疑慮。”並要求他們
出去之後，應和我和諧地分工合作，共策進行。如果大家都贊成的話，可以由我代理書記的
職務，那末，他縱然在監獄裡住上幾年，也就安心了。當時他們聽了陳先生這段話，極為感
動，紛紛表示他們一向很敬愛我，願意推我領頭，要陳先生放心，並表示將比以前幹得還要
起勁。
幸好這次法捕房還算是馬虎，而章程名單之類的東西又沒有搜著，所搜去的信件等並不
足以構成罪證、而且又都是與法租界無關的；所以捕房認為證據不足，不加深究，經一度訊
問後，就把他們開釋了。這是法租界捕房繼續搜查李漢俊家之後，對我們的第二次威脅。
包惠僧說的這些話，使我感動，並受到很大的鼓勵。包是自出席大會以來羈留在上海的
湖北代表，向我說，董必武、陳潭秋於大會閉幕後就回到武漢去了，他也應當趕緊回去一同
進行工作，並將這裡的好訊息告訴湖北的同志們。我也曾鼓勵他一番。
陳先生出獄後第二天，便首次以書記的身分召集中央會議。周佛海受了這次被捕的刺激，
也許楊小姐對他也不無影響，在這次會議上作了一次簡單的交代，不久就去了日本，從此不
再過問中共中央的事了。陳先生在這次會議上卻表現得特別積極，提出了一些中央工作和會
議的規範。他提議工人運動的領導機構即以我的草案為討論基礎，迅速予以決定。關於宣傳
計劃他提議《共產黨》月刊繼續出版，並將《新青年》復刊。共他如社會主義青年團工作等
都由他與有關負責人先行商談，再提會議討論。
這次會議所討論的募體問題，仍是勞動組合書記部的計劃草案。這個計劃正式透過後，
因這一問題所引起的爭執也告解決，而且大體都是接納我的原提議；惟一修正之點是工作人
員的待遇不再稱薪給或工資，統稱之為生活費；其標準由原規定的每月二十元至三十五元減
低到以二十五元為最高額。
在這次會議上，關於黨員生活費問題，還做了一篇大文章。我們認為原則上共產黨人應
無報酬的為黨工作，現在所規定的生活費只給予一部分非此即不能維持生活的工作同志。原
草案所提出的以三十五元為最高額，顯系當時低階生活水準的需要；但我們仍主張減低到二
十五元以下，等於一個窮苦工人的收益。大家認為我們應儘量發揮刻苦的精神，關於生活費
一點，應超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自巴黎公社以來，薪給數額任何最低規定的前例。這種生
活費數額較之當時黨員在社會上所任職業的收入，自然低得很多，大致約為一與十之比。我
們並不以為這是有意在生活上開倒車，我們主張在國際工人運動中，應該同工同酬，沒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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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族的區別，現在這樣規定，也不是暗示中國人自安於苦力的地位。我們的用意是要一般黨員
更接近勞苦大眾的生活；而且個人生活消耗少些，直接用於工作的費用就會增加起來。我們
不依職位的高低，只按個人生活的需要，來定生活費的多寡。這在一般領取這種最低生活的
同志方面來說，應引以為榮，因為這正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寶貴的精神的表現。在黨的方面說
來，不論黨員領取生活費與否，還應注意一般同志一些意外的需要，如遇疾病損傷或被捕等
事件發生，黨應予以積極的照顧等等。
這篇大文章在國際共產運動史上，似是少見的；在中國政黨史上更是創舉；這可說是由
於我們發生爭論而得到的意外收穫。這也是陳獨秀先生的另一重要貢獻，而為我和李達所共
同致力過的。我們這個決定及其附帶條件的解釋，曾以中央的通告—書面的和口頭的—傳達
給全黨同志並獲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