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住宅和領事館的行為，是尚未退卻的敵軍殘部，在搶劫混亂中所幹的。
他描述南京慘案發生後，立即引起反帝的怒火。北伐軍和南京民眾，原受著歷次反帝運
動的洗禮和漢口收回英租界的鼓舞，現在複目擊外艦轟擊的暴行，反帝情緒自然有如波濤洶
湧，隨時都可能招致外人干涉。他一心忙著鼓勵反帝運動，同時又要防止侵犯外人生命財產
的行動之繼續發生。其他的同志們和二六兩軍的首腦們的注意力，亦大都側重在這一方面。
他又說到，幾天以後，他發覺南京周圍的軍事要地，都已為蔣介石的親信部隊所佔領及
設防了。二六軍的大部卻散處在南京城內執行著維持秩序的任務，顯然，在對蔣的軍事上已
處於不利的地位。後來蔣氏又續調部隊向南京周圍集結，加以壓迫，程潛部就不得不退出南
京。他也因南京的大勢已去，只好來到武漢，再作計較。
彭述之敘述這些經歷的時候，曾面帶愧色的自承對於處理軍事鬥爭缺乏經驗。我也曾怒
斥他的無能，指出一著之差，影響了全域性；為何反帝的偶發事件，放鬆了控制南京地區的軍
事佈署。其實，我當時對他的責備，不免是過分了，因為處理的權力完全握在程潛的手上。
程潛之所以失去南京，躊躇不決是一個重要因素。他究竟不是中共黨員，不能和中共黨
員一樣的堅決反蔣；而且二六兩軍的軍人們多系湖南籍，他們的家屬受到湖南農運的威脅，
也有不滿武漢左傾作法的情緒；再說他們與唐生智是不和的，對蔣又並無深仇大怨，那裡肯
替人火中取栗，守著南京與蔣硬拚起來呢？鮑羅庭沒有充分估計到這些情況，以致鑄成大錯。
林祖涵也就因程潛反蔣的不夠堅決，從此離開了第六軍。據說他們這兩位老朋友，還曾因此
拍桌子對罵了一陣才分手的。
當時在武漢方面看來，失去了對南京的控制，是十分喪氣的事，這是反蔣計劃第一回合
的失敗。鮑羅庭對這一點尤為傷透腦筋。其實，形勢比人強，雙方的勝負，也並不是決之於
南京的得失。
三月二十六日到達上海的蔣介石氏，展開了反共的激烈行動。他開始以恐怖手段來摧毀
中共。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由上海發動了國民黨清黨運動，大規模屠殺中共黨員，並迅
即普及蔣氏勢力所及的區域。同時他掃除武漢政府在長江下游的勢力據點：如四月初，二六
兩軍之被逼撤離南京；四月二十日，宋子文的財政部上海辦事處，被蔣氏下令撤銷等。他更
進而在南京另建一個對抗武漢國民政府的中心。四月九日蔣氏由上海移駐南京，召集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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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中央會議，四月十八日正式在南京成立另一個國民政府。革命陣營內深刻的分裂，乃以寧漢
的對立著稱於世。
從中共的角度來看這些演變，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確是太缺乏經驗和應有的警惕了。它
天真的執行著國共合作的政策，對民族統一戰線懷有過高的幻想。其實，軍人們的獨裁氣質、
封建保守勢力的頑固性、資產階級的反動性，和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都是中國社會結構的
特徵，在反帝的立場上，這些成份也可能表現出民族革命的意識，但在社會改革問題上，卻
是革命的阻力。而且中共不免從有利於革命方面來看問題，陷於自我陶醉的境界；既看不清
甚麼是國民革命所能容納的限度，也沒有深刻覺察蔣氏勢力的本質。
在上海克復以前，中共曾領導上海工人舉行過三次暴動。第一次是為了響應夏超在浙江
的獨立，發生於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旋因夏超的失敗而中止。第二次又為了響應北伐
軍的佔領杭州，於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舉行暴動，惟以北伐軍未能即時向上海挺進，再告
失敗。到了三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北伐軍佔領上海的前夕，中共才成功的組織了第三次由工
人暫時佔領上海的大暴動⑨。
上海工人的這些暴動都是國共合作政策的產品。暴動的時間是由蔣氏的代表鈕永建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