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中共暴動政策，也是由這一次開始，而且一開始就充滿了冒險色彩。由此發展下去
的秋收暴動，廣州暴動等等，更走到了可怕的盲動路線上去。這在中共的記載中，是由右傾
機會主義這個極端，走到了左傾盲動主義的另一極端。但我要修正一下這句話，中共加入國
民黨這一實際政策，根本是右傾機會主義，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不承認這一點，只枝枝節節
的批評過這一政策實行方面的一些錯誤罷了；蘇維埃整個政策，根本就是盲動主義，共產國
際和中共中央也不承認這一點，同樣只是枝枝節節的批評過某一些明顯的盲動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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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上面這些批判之詞，並非自詡我有先見之明，而是在痛苦的經歷中體驗出來的，而且相
信這是公平而合理的。當我於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晚踏上長江下行船，由漢口往九江時，
我的心情很不愉快。我痛恨大批共產黨人的被殺害，覺得非奮起反抗不可，但又認為南昌暴
動並無成功的希望，不免有進退兩難之感。我本來不滿共產國際的領導，但又無法脫離共產
國際。我深刻體會中共混在國民黨內的政策是大錯特錯，但現在改弦更張，對未來的局勢發
展如何，實在有點茫然。共產國際，對南昌暴動採取置身事外和阻止的態度，羅明那滋的左
傾蠻幹，瞿秋白的取巧作風，無一不增加我心情的不安。總括的說，憤慨、反抗和苦悶、思
想模糊不清，以及對暴動失敗後可能引致的嚴重後果的顧慮，各種複雜心情交織在一塊。在
無可奈何之中，只有加侖將軍的那種苦心孤詣的建議，給我一些解脫。我總在設想，中共的
軍事勢力與張發奎所率領的第四方面軍，全部共同回師廣東，是比較可行的，應當爭取其實
現。
二十七日早晨我到達九江，當時九江碼頭很為擁擠，大批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人物都
由武漢來到這裡，大部分候車轉赴南昌，也有些正設法潛往長江下流上海等地。他們大都在
那兒對時局發展交換意見，中共的要人們也乘機拉攏國民黨左派人物，企圖為南昌暴動增加
聲勢。這裡也是一個軍事轉運站，第四軍正由武漢經九江轉赴南昌。我很快在九江找著了賀
昌（少共中央委員）、高語罕（武漢軍校的政治教官）、惲代英（中共前敵委員會委員）、廖乾
五（第四軍政治部主任）和關嚮應（少共中央委員）等同志舉行會議。簡略告訴他們二十六
日中央常委會議的經過和決定，他們都表示南昌暴動勢在必行，已無討論的餘地，尤其是惲
代英表現得最為激昂。
當我追問惲代英為甚麼不能重新討論時，他表示沒有必要等候我的來到再行討論，因為
事情已經決定了；並進而怒斥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他曾說到：“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害死了
中國革命，葬送了成千上萬的同志；它們的領導完全破產了。現在南昌暴動一切準備好了，
忽然又來了甚麼國際指示，阻止我們的行動，我是誓死反對的。”他強調不理會共產國際和中
共中央，按照已經決定了的計劃往前直幹。他也曾威脅過我說，如果我再動搖人心，就要打
倒我。
惲代英這種憤怒的發言，曾使我為之變色。他平時是一個正直而有禮貌的人，對我一直
很友善，對人沒有私怨，沒有與人競爭的野心，在共產黨人中素有“甘地”之稱。我聽了他
這些話，當時百感交集。他堅持暴動，顯然積壓已久的憤慨到此時才坦白髮洩出來。我也佩
服他這種堅毅精神，自愧沒有能夠用他的蠻勁去對付羅明那滋。我也感覺到，中共中央和我
自己的領導威信，已經喪失了。我當時在難過的心情中，不願作任何解釋，只說這件事等到
達南昌後再行討論。
我為了等候火車，在九江停留了兩天，直到二十九日才和惲代英結伴前往南昌。當時落
後的南得鐵路顯得破爛不堪，而且軍運繁忙。少得可憐的車輛都被軍隊佔用去了，沒有客貨
車經常開行；又沒有其他交通工具可資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