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同志也還沒有到這裡，因而我建議
俟沈澤民等到達後，再行改組，建立中央分局和鄂豫皖邊區省委。在沒有改組以前，仍由特
委會負責，我則暫以中央代表名義，參加特委會工作。特委會應從速準備召集一次特區黨員
代表大會和蘇區工農兵人民代表大會。這兩次大會的任務是釐定我們的全盤政策。
現在所要立即解決的有下列幾個問題：一、糾正亂打土豪的風氣，立即釋放一部份已拘
禁的不重要的“土豪”，以期改善赤區與白區間的關係。二、厲行增產節約，解救糧荒，依照
我在七里坪所提出的辦法，予以適當的補充，立即通令全蘇區實行。三、實施新經濟政策，
其要點是：取銷限價，獎勵經商，活躍市場，提高糧食價格，輸出土產品，建立稅收制度和
蘇維埃銀行，發行蘇維埃紙幣。四、土地政策、蘇維埃制度和黨的組織的健全等，也應立即
研討其利弊得失，以期實施相應的改革。
曾鍾聖對我的主張表示疑慮。他顯然輕視了打土豪所發生的錯誤，認為既要打土豪偏差
時難免的。他還認為我的辦法緩不濟急，不能堅決實際問題。他以軍人的頭腦，認為我所說
的這些偏差，只有在軍事有了決定性的勝利之後，才能糾正。他向我說：“我素來認為國燾同
志雄才大略，一定有辦法取得軍事上的驚人勝利，不料他現在竟注意一些不易解決的次要問
題。”我覺得這些話正是立三概念的標本，但也不便直接指出來。的確，我那時是不願意輕易
給同志們戴帽子的。像“立三路線的殘餘”這類的術語，我就沒有用過。我強調只有政策正
確，又能糾正明顯的錯誤，尤其是不可保有土匪作風，才能獲致軍事勝利。決不可因果倒置，
誤認在軍事勝利後才能整飭內部，注重政治紀律。
曾鍾聖這樣的觀點，在這個蘇區內是具有代表性的，也是不容易完全糾正過來。我們後
來就為了糾正這些錯誤，展開了激烈的鬥爭。
另一方面，在這個蘇區裡也有不少深明大義的人如王平章、鄭位三，他們極力支援我的
全盤主張，認為這是他們早就想做的事。周純權根據他在政治保衛局工作的經驗，認為打土
豪發生了嚴重的流弊，主張立即釋放拘押中的大部份土豪。蔡申熙是另一位具有聲望的軍人，
同樣支援我。他向我指出紅軍幹部中游擊習氣甚深，鄺繼勳餘篤三的領導軟弱無力，師團級
幹部中有不少個人英雄主義在作崇，他要求我首先注意紅軍幹部的工作，以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