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子拖延到這次政治局會議上才提出討論。王明知道了這件事，不問情由，便聲色
俱厲的表示反對。他指出我們和甚麼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託派是例外。在國際上我們可
以和資產階級的政客軍閥甚至反共劊子手合作，但不能與托洛斯基的信徒們合作。在中國我
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等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他用字典裡最惡劣
的名詞，如“漢奸”、“託匪”、“殺人犯”等來攻擊託派，並誣指陳獨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
津貼的日本間諜。
我們曾自會議上說過一些陳獨秀與托洛斯基究竟有所不同等類的話，也有人提到：說陳
獨秀是日本間諜，究非事實。但王明卻堅持說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的反託派，而我們卻要聯
絡託派，那還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他還說反對託派，不能有仁慈
觀念，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說成是日本間諜。王明這些斬釘截鐵的話，使大家為之
默然。從此，在中共宣傳上，陳獨秀就變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了。
為了這件事，王明還發了一篇大議論。他向我們說明了蘇聯肅清託派和其他反黨分子的
經驗教訓，指出聯共內被整肅的那些知名人物，叛國罪都是證據確鑿的。他說根據這個經驗，
任何黨員，不管他對共產主義信仰多深，過去有過多大的功績，只要有反黨傾向，就可能走
到叛黨叛國。他又說到託派及其他反黨分子，曾利用各種機會，陰謀反對蘇聯和聯共；甚至
利用清黨，故意製造供詞，陷害了很多好同志。王明不說斯大林瘋狂的清黨曾殺害了很多同
志，反說是託派及其他反黨分子實施陷害，這真令人毛骨悚然。
王明說明在原則上中共決不能與叛徒恢復合作。他指出資產階級的政客們，蔣介石及其
黨徒們，和法西斯蒂黨徒們，與共產主義毫無共同之點，他們反攻是理所當然的，但他們不
能直接影響共產黨內部。為了某種政治需要，我們可以與這些原非同類的人物，暫時的或較
長時期的合作。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黨人較為接近，一直阻礙共產主義的發展，是我們最危
險的敵人。至於託派布哈林派以及其他左的右的反黨派系和傾向，與共產黨更為接近，腐蝕
我們的內部，是較社會民主主義者尤為危險的敵人。清算這些叛徒，在使共產黨淨化這一點
上，斯大林發展了列寧主義，也是斯大林理論的精華。
王明還進而主張加強對託派及其他反黨分子的鬥爭。他說明聯共內部有大量的託派和反
黨分子，難道中共內部就太平無事嗎？中共內部此然暗藏著許多託派和其他反黨分子，只是
我們兩條路線的鬥爭，不夠徹底，沒有發現出來罷了。因此，現在決不是與陳獨秀恢復合作，
而是加緊反託派。在抗戰時期，必然有些叛黨或離開黨的分子，企圖再行混到黨裡來，我們
絕不能寬容他們。現在黨內有過反黨行為和思想不純正的同志們，黨對這些人也不應輕輕放
過。
王明當時儼然是捧著尚方寶劍的莫斯科的“天使”，說話的態度，彷彿是傳達“聖旨”似
的，可是他仍是一個無經驗的小夥子，顯得志大才疏，愛放言高論，不考察實際情況，也缺
乏貫徹其主張的能力與方法。他最初幾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腦部一些不安的情緒，我當時就
料定王明鬥不過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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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在我們討論組織問題的時候，王明事先沒有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一張中央政治局委員
和候補委員共十六人的名單。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中共中央的人選，在一九二八年底六次代
表大會以後，已迭經變更。不少同志原非中央委員，亦權宜提升為政治局委員。這時，中共
中央認為一時還不能舉行第七次代表大會，而王明覺得有些人應當參加中央政治局，因而採
取了非常手段，提出這個名單。
可是毛澤東對於王明這種單獨舉動，似感不安。王明所提出的名單，在人選上只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