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黨
員的最高制裁是開除黨籍，黨員也可以自動脫黨。如果根據這樣的民主性原則，就沒有所謂
叛黨、叛徒等類的罪名，也沒有比開除黨籍更嚴厲的處罰。只因國內外共產黨都變了質，王
明才敢在新疆殺害重要的幹部，否則他會受到殺人犯一樣的判罪。
至於說到抗日，這是每個中國人都應當參加的，根本不分共產與否。中共作為一個組織，
可以與國民黨合作抗日，我單獨行動，也可以與國民黨及全國同胞合作抗日。如果沒有共產
黨的種種約束，人民還可以完全站在民族大義上發揮他們的抗日力量。那種脫離了中共便不
能抗日，甚至被指為反動、反革命、叛徒或漢奸的說法，完全是中共的獨裁偏見，也是對人
們的愚弄宣傳。
我不能領導中共向正當的途徑發展，也不能阻止中共的變質，深感慚愧。我曾枝枝節節
的有過許多次的反抗，都遭受到挫折，足證我無力挽狂瀾與既倒。難道我要像布哈林等人那
樣，聽由斯大林殺害嗎？因此我脫離中共，離開延安，完全是必要的，也是應當採取的正義
行為。我有權利單獨行動，自動脫黨，不與殘忍陰謀的獨裁者為伍。但從當時環境說來，脫
黨是嚴重的事，我需要機密處理。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我因前往中部縣參加祭黃陵之便，離開了延安；從此與中共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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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了。黃帝被視為中華民族的祖宗，其陵墓位於延安西安間的中部縣，每年四月四日都要舉行
一次盛大的祭禮，例由國民政府派大員主持。這一次的祭禮是國民政府特派西安行營主任蔣
鼎文主祭。我以邊區政府主席的身份參加陪祭。在抗戰後的第一年，這種祭禮顯有奮發民族
意識的作用，我選擇在這個時候，離開中共，雖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義。
我從中部縣出發經過西安，到達漢口，這是我脫離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旅程。在漢口的
時候，周恩來、王明、秦邦憲等曾對我的脫黨行動加以阻難，但我意已決，無法挽回，因而
他們發表指責我的檔案，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都相繼宣佈開除我的黨籍，這些事都不必細說
了。我當時發表了一篇告國人書，現附在本書之末，以供讀者參考。這個檔案是我脫離中國
共產黨的宣告書，標誌著我的共產生涯，至此已告結束。但我在這裡必須宣告一句，這是一
個抗戰時期的檔案，他的內容只反映出當時的情況和我的處境。
張國燾敬告國人書
並與中共同人商榷抗戰建國諸問題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印行
抗戰發生，國步艱難，有識之士，僉認救亡圖存，惟有舉國一致，精誠無間，抗戰到底，
始克有濟；而達到此目的之最重要條件，端賴民族意識之高度發揚，犧牲精神之百倍提高，
本人於四月初自膚施到達西安時，適得讀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抗戰建國綱領，
認為深合國家民族之迫切需要，而其籲請全國人士共同奮鬥之至誠，亦復溢於言表，尤深感
動。因即離陝來漢，冀與此間中共中央負責諸君詳為商討，期於抗戰建國事業，更作進一步
之最善努力。不意商討未竟，即受中共中央開除黨籍之處分，並造作種種讕言（如加本人以
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表示不信任，對中國革命表示絕望，並進行破壞抗日團結等不經之詞），
當即就本人政治意見，簡略有所宣告，其要點有四：
（一）本人素具抗戰到底之堅強決心，和抗戰必勝之堅強信心，對於中國抗戰建國之光
明前途，並無絲毫失望，本人更願貢獻一切，為國家民族效力。
（二）當此國家民族危急關頭，本人認定國家民族高於一切。
（三）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中國國民黨為主持抗戰建國大計之領導中心，蔣先
生為全國唯一之最高領袖，此三點中共中央亦不否認；中共中央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方
針，自是中共中央的進步，本人亦表贊成，但深覺如此還是不夠。因主張中共中央對於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