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飛。鮑羅庭當時之躊躇滿志是不用說了，他口袋內的“草支票”似乎已經兌現了。
我深深覺得鮑羅庭當時的政策，將會陷中共於不利之境；因而我問他：“國共關係會有怎
樣的變化？”他答道：“坦白說來，中共似乎是命中註定要做中國革命的苦力。”我又問他：
“是不是你願充當管理這些苦力的工頭？”他回答：“有人確實如此希望，但我是一個老布林
什維克，不會擔任這種不名譽職位。”鮑羅庭的“中共是中國革命中的苦力”這一句話，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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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成為人所共知的“名言”。
與當時大多數中共領導人員一樣，我不甘心只充當中國革命中的苦力，我向鮑羅庭鄭重
提議，蘇俄政府既可以將大量軍火供應不可靠的蔣介石，為何不直接供應一些給中國工農？
如果蘇俄政府願意這樣做的話，中共可以經過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隊所控制的港口，協助
解決運輸上的困難。我還進而鼓動鮑羅庭，說以他目前的退讓措施，既自詡其本質與中共中
央的退讓政策有別，是暫時性的，同時也是進攻性的，是注重土地革命的；但如果不給農民
以武裝，則所謂暫時的、進攻的、土地革命的原則，都成了廢話。鮑羅庭考慮了一陣，拒絕
了我的提議；認為目前決不可能，等時機成熟，再作計議。
一般說來，共產黨人不作無目的的退卻。即使事實上在執行退卻政策，也要堅稱以退為
進的藉口；因為赤裸裸的退卻，會被認為是機會主義者。鮑羅庭當時所做的，正是如此。這
還不算，他竟將“不肯進攻”、“不注重土地革命”等大帽子，反扣到中共中央的頭上。後來
斯大林之批評陳獨秀先生的機會主義，就是受鮑羅庭的影響。鮑羅庭在緊要關頭，拒絕了我
的武裝農民這一建議，也足以證明斯大林的批評無論如何是過分了。
在此時期內（即國民黨中央全體會議以前的五月上旬），一切重要問題都在蔣、張、鮑三
巨頭秘密商談之中。鮑羅庭遵守三巨頭之約，不向我吐露實情；他向我說的話，大多是閃鑠
其詞的。我為此深感不滿，曾表示要先行返回上海，以示不與鮑共同負責之意。鮑羅庭總是
要求我信任他，申言決不會把事情弄糟。
到了五月十四日下午五時左右，鮑羅庭找著我和譚平山，要我們立即去訪問蔣介石和張
靜江。他說明這是絕對必要的；因為明天就要開國民黨中央全體會議，外間謠言甚多，主要
是傳說中共要發動示威遊行，反對國民黨中央的決議。蔣介石對這些傳說甚表關切。鮑羅庭
希望我們向蔣、張表示，對次日的會議內容並不知情，所以也說不上贊成或反對；並表陳中
共始終維護國共合作，亦決不會作公開反對之舉，如果翌日廣州市內發現有反對該次會議的
傳單標語或其他行動，完全與中共無關。
鮑羅庭此一建議，使我和譚平山都感尷尬。譚平山是任國民黨組織部長的中共黨員，一
向是親汪精衛等左派人物的。在三月二十日以後，並未與蔣有所接觸，一直保持緘默。他聽
了鮑羅庭的話，苦笑不語。我則表示廣州市確有破壞國共關係的謠傳，人們早已知道與中共
無關。現在我們只知道有個黨務整理方案將提出討論，但詳細內容並未與聞，而反要我們先
去向人表示決不反對，以示忠誠，未免太過抹煞中共的地位了。後來，經過鮑羅庭的再三勸
說，我們終於應允了。
當時八時左右，我和譚平山驅車前往東山，訪問蔣介石將軍，我們依照鮑羅庭的要求，
向蔣表示中共對國民黨這次會議所採的態度。蔣氏色然而喜，頻頻表示欣慰，當即陪同我們
去看張靜江。我們又把來意重述一遍，張靜江也顯得非常高興，認為這樣好極了，大家能夠
相忍為國，革命成功當指日可待。
那次晤談，在和諧氣氛中結束。但譚平山的心情頗為沉重，在歸途中一言不發，他似已
預感到他將在翌日討論黨務整理方案會議被整肅掉；而這個面臨被整肅的命運的人，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