潰了孫傳芳的主力，四日佔領九江，七日佔領南昌，孫傳芳才遭
受了第一回合的重大打擊。
由於蔣氏的受困於南昌城下，便誘發了反對他的浪潮。十月間在廣州舉行的國民黨中央
委員和各省市黨部代表的聯席會議③，顯然是左派勢力的抬頭。他們造成直接反對張靜江的
昏庸老朽和迎汪回國復職的空氣，間接就是打擊蔣介石。蔣氏佔領南昌九江之後，也就開始
了他的反擊。後來他堅持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暫駐南昌，也就是當時的內部矛盾之故。
中共的工作隨著北伐軍事的勝利而急劇發展起來。中共湖北區委會一向長期處於地下活
動狀態，一切工作都惟謹惟慎，無法施展。如今一朝獲得公開活動的機會，便因積習以及人
手不足，顯得手忙腳亂。幸各地的得力黨員，陸續薈集到武漢來。如工運方面，有李立三、
劉少奇，是中共中央繼我之後派來的人員。軍事工作方面則多是廣州隨軍來的，如在總政治
部任重要工作的有李和林、章柏鈞、朱代傑等，實際指揮軍隊的有葉挺以下的軍人同志們，
以及後來任武漢軍官分校主任政治教官的惲代英等。不久，毛澤東也由湖南來到武漢，籌辦
另一個農民運動講習所。其他眾多的工作，則多系就地取材。總之，湖北區委會當時正忙著
充實它的組織，擴大黨員數量，訓練黨員提高工作能力等等。
等到武昌克服以後，中共湖北區委會的陣容極一時之盛。彭澤湘雖擔任第八軍政治部的
工作，仍兼著湖北區委的書記；陳潭秋主管組織部；林育南主管宣傳部；董必武、錢介盤、
劉伯垂等任國民黨工作委員會委員；李立三、劉少奇、項英、許白昊任工運委員；陸沉、陳
蔭林、劉子谷等任農運委員；蔡暢、黃木蘭等任婦運委員；李求實、李書渠等任共產青年團
委員並負責學生運動工作；我則以中共中央代表資格，經常參加湖北區委會議併兼管軍事工
作。
不用說，中共湖北區委會在武漢是中共一切活動的中樞。它每星期開會兩次，一次討論
政策，一次討論日常工作。出席人數往往是二十人左右，議案是十分紛繁的；尤以臨時動議
的緊急案件為最多。這就使任書記的彭澤湘有點應付不下了。他雖是一個能幹的青年，但究
竟太忙，經驗也嫌不足。書記在會議上，特別要依據各項問題的緩急輕重，臨時能調整一個
秩序出來；有些重要問題還要預擬出解決的方案，提出討論透過，才能把握時機。這些事往
往非彭澤湘所能勝任愉快，常引起不必要的爭議。我這個中央代表有時就弄得不得不起而代
庖；甚至遇著我因事沒有參加會議時，會議就不能獲致圓滿結果。
湖北區委會領導不夠健全的現狀，曾引起一些區委委員的不滿；資深望重而又以正直著
稱的陳潭秋就曾向我提出這個問題。他不滿陳獨秀派些經驗不足的留學生來任象湖北區委書
記這樣繁重的職務，認為這是不信任老幹部的表示。他要直接要求中共中央改派我為湖北區
委書記。我雖告以我正在要求中共中央搬到武漢來，自然可以彌補這個缺陷，現在在人事上
似乎不必多此一舉。但陳潭秋仍徑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他的建議，而被中央接納了。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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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於十一月間又兼任了湖北區委書記的職務。這項工作佔了我最大部分的時間，我不僅要注意
政策問題，而且要處理繁雜的日常工作。
當時武漢的要人們，開會忙，宴會忙，演說忙，蔚為一種風氣，中共的幹部們也不例外。
眾多的革命機構和民眾團體的主要人員，不僅各有它本身開不完的會議，而且有各種各樣的
聯席會議；有些要人們幾乎終日就只夠忙著開會了。“普海春”這個座落在漢口江漢路的大酒
店，是當時要人們宴會最多的地方。一位要人每天往往要在那裡參加兩三次乃至五六次的宴
會。他們於酒醉飯飽之後，高談闊論一番；有些重要問題，也就在這種場合交換意見，自然
不免有草率的流弊。演說不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