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看我，我告以撫邊會談的一些實況，並要求他們服從中央軍事委員會的直接指揮。
當時，由於一、四兩方面軍的幹部接觸較多，雙方隔閡日甚一日。一方面軍幹部不但抹
殺了四方面軍英勇奮鬥的經歷，而且作了各種不必要的批評，如說四方面軍脫離了中央的正
確領導，不免有軍閥習氣等等。四方面軍幹部也忽視一方面軍的光榮記錄，同樣做些不必要
的批評，例如說他們喪失鬥志等等。這些批評激起了感情作用，在感情衝動之下，一切是非
黑白反而模糊了。
這些現象的形成，顯然中共中央要負責任。他們沒有充分認識中央現在是寄居在軍隊之
中，任何黨內歧見都易轉化為兩軍之間的隔閡。他們北進之心太急，一切草草了事，忽略了
使兩軍互相瞭解的必要。他們對中央的威信估計過高，忽視了一般同志的不滿情緒。
四方面軍的幹部紛紛向中央質問，其要點大致是：為甚麼中央要急於北進？為甚麼放棄
茂縣北川和懋功以南一帶向東南發展的據點？何以見得在這一帶多留幾天就會被敵人封鎖、
成為甕中之鱉？為甚麼不抽出時間好好開幾次會議，將一切問題討論清楚？為甚麼不先了解
四方面軍的情況，就批評它的領導？一、四兩方面軍初會，為甚麼不讓兩軍幹部互相瞭解、
互相學習？為甚麼中央要在一方面軍幹部中散步不滿四方面軍的閒話？這一類的問題都是中
央要人們不易解釋清楚的。
因為這些問題得不到解答，他們進而批評中央歧視四方面軍、不將它當作嫡系部隊；中
央領導有了毛病，因而做事章法很亂；北進是逃跑，“我能住，寇亦能住”是人人皆知的簡單
道理，這不過是犧牲軍隊，讓少數人逃到外蒙古去的做法；中央批評四方面軍的領導，無非
是偏見作崇。四方面軍幹部特別反對中央對我的歧視，表示只有我能代表四方面軍多數同志
的意見。
張聞天和秦邦憲等利用他們與陳昌浩在莫斯科同為“二十八宿”的關係，坦率的問陳昌
浩：“張國燾是老機會主義者，為甚麼四方面軍的幹部不追隨中央而要追隨張國燾？”陳昌浩
告以過去對張某的派批評是不公道的，張領導四方面軍，不僅正確有功績，而且為一般同志
所愛戴，如果中央歧視張國燾同志，將引起四方面軍的重大反感。這些留俄派的分化活動，
就這樣不能收到實效。
朱德等覺得事態嚴重，乃從中調解。他也坦率承認這次兩軍會合沒有弄好，主要是由於
北進的決定太促，兩軍沒有互相瞭解融洽的機會，以及中央有些人任意批評等等。他憂慮同
志間的隔閡將影響軍事指揮，甚至要給未來軍事行動帶來不良後果，因而他提出了軍事統一
指揮的方案。
軍事統一指揮方案的要點是：強化紅軍總司令部的機構，由朱德任總司令，張國燾任總
政委，負責指揮全軍。以後關於戰略問題由總司令部擬定，提交軍事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核
準施行。這個方案並未經過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討論，僅以政治局委員一致同意的名義發表出
來（中央政治局當時不願舉行會議，似是避免談到政治問題）。我為了團結，也就欣然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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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由於這個方案，使這個醞釀中的風潮，暫時和緩下來。
我們內部的氣候好是改變了。團結一致一時是高於一切的要求，中央要人中有人向我和
四方面軍的幹部們懇切表示，他們已經相信我在四方面軍中的威信是多年奮鬥的自然結果，
不是與中央對抗或抹煞中央而形成起來的，此後，將互相信任，共同策使工作順利進行。我
也在四方面軍的幹部會議上發表演說，號召團結。可是這種團結的氣氛，並未能抑制少數人
根深蒂固的偏見，統一指揮方案立即又遇到了實際上的障礙。
我開始在總司令部和朱德一道工作，原來朱德這個總司令不過徒擁虛名，只是中央軍事
委員會的一員，並無獨立的職權和機構。我加入進去之後，也並未根據統一指揮方案予以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