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思考，多有心得，因此他在嘉靖隆慶兩朝的學者中極有名望。而他也樂於講學，積極獎掖後進，言其桃李滿天下並不為過，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贄就受到過他的影響。
趙貞吉對學術的論述頗多，思想十分豐富，但我們無法講得太多，在這裡只談一點。他認為，要獲得真正的學問，必須要“通”，要吸收各方面的精華，否則就會陷於“陋”，譬如禪學，很多人對其反感認為對學問有害，但實際上它是無害的，關鍵是怎樣學和怎樣用。不能明白這個道理，就不能博通，其學問必定支離破碎，而其人也會“滯窒昏愚”，無用於世。趙貞吉是很講究學以致用，以事證學的，他在朝為官的種種行為，與他這個思想觀念有密切的關係。
隆慶元年（1567年）八月初一日，即位不久的穆宗按舊例到國子監視察，當時稱“幸學”。此時趙貞吉已被從四川召回，擔任了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同時還兼任了國子監祭酒（國學院院長）。皇帝幸學，照傳統要由國子祭酒講一次課，皇帝及眾人聆聽。趙貞吉這天講的是《尚書·大禹謨》中的“後克艱”章，他的講稿幸而儲存至今，他開頭是這樣寫的（原文）：“這是《虞書·大禹謨》篇，史臣記禹敬承於帝，而獻其謀謨如此。後是君，克是能，艱是難”他的講稿寫的很細，條分縷析，淺顯明白。透過這個講稿，我們可以推想他當時講課的情形。需要說的是，他這次講課，與其他人為皇帝講課不同，是坐著講的，這出於穆宗的特恩。有關趙貞吉的記述，總要把這一點提出來，這在封建時代，確實是件很榮耀的事。
趙貞吉在講課時，闡發精明，音吐洪亮，給穆宗留下深刻印象，當他得知趙貞吉是新起用的大臣時，更加高興。很快，穆宗就讓趙貞吉充任日講官，專門給皇帝自己講課。後來，趙貞吉因與閣臣發生矛盾，自請到南京任禮部尚書。沒多久，皇帝開講筵，發現沒有趙貞吉，很不高興，對閣臣說：“去年那個自告去南京的，仍令他回來日講！”由此可見趙貞吉的口才實在是過人甚遠。
趙貞吉不僅重視道理之學，還非常重視實用之學。當時的學者對天文曆法的原理和推步都不甚瞭解，但趙貞吉卻頗為專業。他比較強調實地觀測的結果，而對於推步的資料則不大信賴。由於他的住處離觀象臺很近，他經常約同好去訪問切磋。可能是因為他在理學上的名氣太大，使他在這方面的才能不被人所知，不僅今天是這樣，在當時就是如此。與他同時的一位在天文曆法方面很有成就的學者叫唐順之，當他聽說趙貞吉也懂天文推步，竟然十分吃驚，並隨即託人向趙貞吉討教。
雖然趙貞吉深得穆宗信任，但他的仕途並不順利。進入內閣後，他直言不諱的性格，使他與大學士高拱、張居正發生矛盾，特別是和高拱的矛盾很大。趙貞吉於是請求退休，隆慶四年（1570年）十月他的請求被批准，返回四川。直到萬曆四年（1576年）69歲時去世，趙貞吉再也沒回過他在北京的住所。 （張兆裕）
目前故宮儲存了一幅清繪《香林千衲》圖，繪製的是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官員與僧人云集萬壽寺，為皇太后恭祝七十壽誕的情景。畫面中央便是金碧輝煌的萬壽寺，兩旁建築錯落有致。前面便是明清時期唯一的御河——長河。眾多官員與僧人在河的兩岸，聊天打偈，靜待儀式的舉行。河水潺潺、芳草連天，畫面十分柔和，透著一股暖暖的氣息。遠方似乎木鐸聲聲，隨風而來。
這座萬眾矚目的萬壽寺，卻並非始建於乾隆年間。萬壽寺最初建於唐朝，原名聚瑟寺。但它得以重建與開始出名，卻是在明神宗萬曆年間，由神宗的生母慈聖李太后出資捐建。
翻開中國古代歷史，幾乎便是一部“男人的歷史”，女人的份量少得可憐。這不僅在於中國古代是一個男人主宰的社會，而且更在於中國古代正史，更是由男人來書寫。所以，在數量上與男人平分秋色的女人們，在我們所看到的中國古代歷史中，近乎於失聲。她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我們往往只能在一些筆記小說、歌曲詞賦中找到僅存的一些蛛絲螞跡。
比普通女人要幸運的是，皇宮裡的女人因為貴為妃嬪，在正史中，還有一些簡單的記載。那麼，《明史》是如何記載重建了萬壽寺的慈聖李太后呢？
李太后本是北直隸順天府通州一個普通的民家女子。如果不是嘉靖年間裕王府的一次選拔宮女活動，她可能將如其他平凡女子那樣，浣沙織布，過完平淡的一生，也從此消失在歷史的漫漫長河，而不為人所知。但命運的安排就這樣離奇地改變了她的一生。在她貴為皇太后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