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令傳來，華商們如聞驚雷，整個上海，乃至江蘇全境與浙江、安徽的紡織廠家急如乞命般紛紛電請蘇浙皖三省紡織同業理事會設法保全。這個理事會就設在上海，唐星海當時正是這個理事會的副理事長，此時他又何嘗不急得如居爐火？不僅他，他們唐氏整個家族基業也因此而處於危亡之中，家人哀促，同業重託，希望都寄託在了精明強幹的唐星海一身了，他也只有拚命設法維護一途了。他就集起一些人來研究對策，七嘴八舌都有好處。唐星海從眾議紛壇中綜合出一個辦法：去主動承擔日本軍用紗的代紡代織。
唐星海就聯絡了幾個人並請上了在上海維持會與偽市府任要職的江上達，向日本駐軍交涉，話儘量說得動聽，不外是：三省各紡織廠家都願為“皇軍”著想，“皇軍”遠涉大海，軍用紗運轉不易，三省廠家甘為代紡代織，待軍需一足，即“拷”掉機器以奉軍火之需云云。
這一招果靈，日本駐軍當即下令要蘇浙皖三省紡織同業理事會統一安排為日軍代紡代織四萬五千綿紗、十四萬五千尺布，機器自然就“緩拷”了。
三省理事會只是空架子，其他幾個廠也沒啥大能力，因而實際上是慶豐紡織漂染總公司承擔了這批“代紡代織”的絕大部分。唐星海與範谷泉、吳仰山、王方揆等專家認真計算，精心安排，儘量多分配一些工廠去承擔，因為多一個就可保一個，結果三省的三十三個工廠都成了“皇軍”軍需的代紡代織廠，並採取儘可能慢的拖延戰術，催得緊了，就應付一點，稍一緩就放慢速度，甚至索性停工。日本人自也不會放鬆，無奈唐星海總能不斷地提出理由來搪塞：不是電力不足，就是貨源中斷，再就是裝置意外故障，還有不時的戒嚴，工人無法上班。反正是戰時，許多東西都無法保證正常，說得又頭頭是道，況且也確能應付上一些結貨，為了軍需，日本人也無法硬逼。拖來拖去，拖到了1945年初，日寇在太平洋戰場上已是節節敗退，軍事的失利，使日本軍方已很焦心，無暇多顧，因之而引起的頻繁調動，更使上海日本駐軍頻頻換防，新的來了，不知以往舊情，也就更好搪塞，唐星海更乘其慌亂，撈了日軍一把：乘日軍新頭。目不知原來同事改動工繳費一事，唐星海乘機以原附件為準，即以原定的高標準取費，交四百磅紗，取四百一十磅的原料、電力以及加工費。
採取這種辦法，終於拖到了抗戰勝利，由於確也使各廠賺了不少錢，引起了某些不明真相者的誤會，斥他們為“為虎作悵”，殊不知倘不如此，絕不能儲存下那三十三家民族紡織廠這一大筆國家與社會的財富，就會使三省民族紡織業遭到滅頂之災，從這個角度講，也是有功無過的。
再展鴻圖奈時艱
抗戰勝利後，唐星海自也欣慰萬分，可沒想到，蜂擁而至的接收大員無意為國，卻專一地為己，藉手中“懲治漢奸”的尚方劍，亂裁亂扣，意在敲詐，敲詐不出，也可以用做表功與掩飾其包庇真漢奸的醜行，沒多久，含沙射影暗指唐星海的文章也見諸了報端。唐星海只好四出奔走，到處求人說好話，力辯清白。一則是他拿出了一些證據，二則是疏通了一些要員，更重要的是溫金美的姨表兄宋子文已身居政府要津，得溫金美出頭活動，不消說話，只宋子文親自乘專車攜禮品回訪唐宅並奉上孝敬姨母的兩百銀元，就足夠使唐星海挺起腰桿了。只這一陣風，就當即刮光了那些已貼在保豐的全部封條，颳得唐星海變成了上海紗廠同業會的常務理事。唐星海的雄心又勃然大作。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三日的慶豐董事會上，他又雄心勃勃勃地談出了他的恢復大計，分做三期：“第一期，紗錠整理至三萬六千錠；第二期，五萬錠；第三期，六萬錠至於漂染整理，以添建新廠房與源興昌機器廠合作，另組一新機器廠”
他又高效能地展開了活動，首先用他當年叫人攝下的慶豐被轟的照片為主要依據，請得國際救濟總署四萬擔美棉，接著又動員起一億餘元股金，便大購進口裝置，使公司各廠，特別是慶豐與保豐得到有力的充實，很快地恢復了戰前舊觀。他仍馬不停蹄，乘勝疾馳，幾乎與強化兩廠同時，他又把無錫、上海、漢口、江陰、徐州、南京、蚌埠等地的慶豐事務所全部恢復，更在常州、南昌、北京等地設立了新的事務所。更沒有放鬆人才的培育，很快在上海又辦起了印染工程藝徒訓練班，招收了二十四名學員，定學制六年，學習三年，幫師三年。
更沒有忘記以制度、規則治廠的宗旨，不久即制訂並完善了含有九項制度的《工廠各項辦事細則案》。
很快，不僅恢復，而且超過了戰前水平，甚至演至“雙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