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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慶祺現在是春風得意了。他一到蘇州，以他和政府官員們的廣泛關係，四處拜會，籠絡舊交，結交新知，天天有請，日日有宴，出入亭臺樓館，一擲千金，一時間竟得了個“蘇州大少爺”的雅號。
既然嚴慶祺如此俠義大度，眾多食客便趨之若騖，嚴慶祺也就來者不拒。
不久，這個嚴慶祺突然充任了蘇州“參議會會長”，當選為國民黨“立法委員”。
在此期間，嚴慶祺在蘇州與人合夥辦了一個蘇州紗廠，計八千錠；擴充了蘇綸，一下子增加紗錠一萬五千錠；還開設了鴻盛、鴻源兩家錢莊；此外，據說還有在其他企業的投資。
嚴慶祺在蘇州大顯神通之際，在上海的嚴慶齡也並不閒著。他有足夠的能量可以發揮，在上海市長錢大鈞、國府文官處長吳鼎昌那裡，他都有門路可通，他同樣可以大有作為。
大隆自被掛上“上海機器廠第一廠”的招牌後，久久沒有開工動靜。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在工人要求復工的壓力下，才部分開工。敵偽統治時期，大隆有一千多工人，這次僅復工一百人，後來也不過增至三百人。
不止是大隆。一個個工廠封在那裡，已激起各方面越來越強烈的反對，接收的工廠越來越成為經濟部的包袱，於是，內部便有了發還民營的跡象。嚴慶齡見時機已到，就出面活動，提出要贖回大隆。
嚴慶齡的努力沒有白費。行政院允許將大隆交上海敵偽產業處理局估價。嚴慶齡獲得這一訊息，馬不停蹄地透過錢大鈞打通了各路的關節，將大隆贖了回來。嚴格棠感到特別欣慰。
大隆是以五千五百兩黃金價賣出的，現在的核定贖價七十五億法幣，折算成黃金二千三百兩，一出一進，淨賺了三千二百兩。價款已經講妥分三期繳付。嚴裕棠是精明過人之人，他深知：後來日本人加造了鋸齒式輕型機工場、鑄工場、軌鑄場，增加了鑄鋼電爐一座，添置了從英國人工廠搬來的鏜床、橫臂鑽床，倉庫裡據說還存放著不少材料和馬達。嚴家已擁有了好多廠，但廠家再多，嚴裕棠對大隆的感情不會有一絲一毫的淡薄。風風雨雨四十多年了，大隆能夠支撐到現在，嚴裕棠怎麼會不感到慰藉呢？在將大隆交給兒子們掌管的日子裡。他總是經常到廠裡走兩圈，看看，聽聽，聞聞，心理上就獲得了一種特殊的愉悅和分外的滿足；即使在日偽統治期間，大隆斷送給了日本人，改作兵工廠後，他也曾忙裡偷閒，在廠門口有意地經過一下，心底翻騰起那遙遠的思潮，剪不斷，理還亂。嚴裕棠知道自己並不屬於多愁善感的人，但對大隆，他怎麼也難於大割大舍。大隆的贖回，在他的生命歷程中，又矗起了一座鐵的豐碑。
此時的嚴慶齡忙得不可開交，為了蘇綸的補充和擴建的需要，他已經對泰利作了一些重整旗鼓的措施：聘請了一些技術人員，增招了近五百個工人。此外，他還要兼管泰利事務所。這個事務所自利達銀行脫胎而來，不單單掌握泰利的財權，他在常熟開設的三家紗廠以及大隆的資金調撥運用都歸到這裡，一切都是暗帳，不得不親自掌握。當然還要靠鐵吃鐵，嚴慶齡正在套購官價外匯以進口大批生鐵。這是利市百倍的買賣，在外匯上，僅官價變黑市，賺進的又何止十幾倍。
免得節外生枝，倒耽誤了正事，嚴慶齡在三天之內，將資委會的主管、副管、不管擺弄得眉開眼笑。
自“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簽訂之後，美國在中國的特權變得合法化了，造成了“工業美國、農業中國”、“資本美國、勞動中國”的主僕關係。美國貨氾濫於中國市場。甚至連身穿白色服裝的美國海軍和黃色卡其制服的美軍兵士也充斥街頭。戰事剛結束那陣，他們翹著大拇指向中國人喊“頂好”，中國人也回一聲“頂好”。但中國人的這聲很快就喊不下去了。國內通貨不斷膨脹，外匯頭寸捉襟見肘，在匯價變更、匯率調高之後，法幣更是一日千里，不可收拾。
內戰即起，政局動盪。嚴裕棠再也無意觀望了。前些日子，他就授意慶祺去香港開辦了恰生紗廠，先佔個落腳處再說。關於去臺灣開設裕隆機器廠的事，他與慶齡也已商議了很久，看來只是實施的問題了。然而他不能不留戀上海，他對時局還抱著尚未完全破滅的希望。至少，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他嚴裕棠是不願意離開這塊生他養他的土地的。
但是不久，一條新聞映入他的眼簾，從明天起改革幣制，發行金圓券。嚴裕棠向西望著那輪漸漸下沉的夕陽，心中感到無限失望。國運衰頹如此！共產黨的軍隊勢如破竹，勝券在握。嚴裕棠的心中有一種莫名的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