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進行化療。布托夫人把這一訊息告訴貝娜齊爾，貝娜齊爾非常難過。
布托夫人的病越來越引起關注。薩娜姆打電話告訴貝娜齊爾說；“人民沒有忘記媽媽。我們經常接到問候她的電話。法赫麗也常接到這樣的電話。在外交場合、咖啡店、汽車站和電影院，母親的健康情況總是人們談論的主要話題。”
貝娜齊爾在穆爾塔扎為母親祈禱。布托夫人的遭遇引起了廣泛的同情，人們喊出了口號：“我們沒能救布托先生，我們怎麼也不能眼看著布托夫人被整死。”
只有女性才真正理解女性，才真正理解痛苦，也只有女性才更懂得同情。布托夫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引起了廣大女性的憤慨。表妹法赫麗打來電話，告訴貝娜齊爾說：“你猜怎麼著！信德省軍法管制執行官的妻子和姐妹們參加了為挽救姑姑生命舉行的婦女遊行。”
“警察逮捕了她們嗎？”貝娜齊爾又驚又喜。
“他們沒敢。他們一來，遊行的人就都跑進了軍法管制執行官的家裡，關起了大門。”
貝娜齊爾並不知道母親的遭遇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普遍同情和關注。
在英國，貝娜齊爾的一些老朋友和人權活動家發起了一場“救救布托妻女”的運動，並且遊說議會對巴基斯坦當局施加影響。兩位下院議員瓊·萊斯托和喬納森·艾特肯立即響應，在下院提出了“早日議案”：“有關布托夫人的治療—一本院呼籲巴基斯坦政府准許正遭受癌症折磨的布托夫人去國外治療。”
美國政府也發出呼籲。1982年11月8日，參議員外交委員會成員約翰·格倫參議員致信巴基斯坦駐美國大使說；“親愛的大使先生，前總理的遺孀努斯拉特·布托夫人在兩個月前申請去國外治療肺部惡性腫瘤基於人道主義原因，我呼籲貴國政府儘快批准布托夫人的申請。迅速的批准將被視為是富有同情心的舉動，並將有助於加強兩國之間的關係。”
面對國內外的壓力，11月11日，出訪東南亞的齊亞·哈克在吉隆坡說：“布托夫人沒什麼病。如果她想去國外度假觀光，她可以申請出國，我會考慮的。”他還專門成立了聯邦醫療委員會，由它來決定是否有必要批准布托夫人去國外治療。
“齊亞將不得不放母親出國”，貝娜齊爾對此充滿信心。貝娜齊爾終於如願以償，聯邦醫療委員會的委員們勇敢地在讓布托夫人出國治療的宣告上籤了名。
1982年11月，布托夫人發表了感情深沉的告別宣告，她說：“為治病所迫，我帶著沉重的心情暫時離開我們的祖國、我們的人民。我的思想將永遠同大家在一起，同鬥爭中的群眾、同遭受飢餓和壓迫的人民、同被剝削的、遭受歧視的和那些嚮往巴基斯坦進步繁榮的人民在一起”
布托夫人在致人民的信中還說：“我向我的仍然被監禁在監獄裡的女兒致敬。”她對人民黨的領導班子作了安排，組成由貝娜齊爾·布托小姐為首的十二人委員會來領導人民黨的日常工作。貝娜齊爾·布托小姐在布托夫人出國期間任人民黨代理主席。
貝娜齊爾獲准來同母親告別。11月20日夜晚，貝娜齊爾與母親吻別。布托夫人和貝娜齊爾抱頭痛哭，母女倆誰也不知道以後的日子會怎樣。“保重自己。”布托夫人對女兒說。她們一起走出克里夫頓70號。就在這裡，13年前貝娜齊爾去哈佛求學時，母親把一本《古蘭經》放在她頭上祝福。歷歷往事湧上心頭，貝娜齊爾百感交集。
1982年11月20日，布托夫人努斯拉特獲准離開巴基斯坦，出國治病。
由於在聯邦德國得到了及時的治療，布托夫人的癌症得到了控制，而貝娜並爾則被軟禁在克里夫頓70號。每天有11名獄吏駐守在她家，門外隔牆每隔兩英尺就有一名準軍事部隊士兵站崗，特工人員密切注視著前後門內外的動靜。貝娜齊爾在這樣的環境裡繼續度過了11個月的軟禁生活。
在這裡，貝娜齊爾懷著濃厚的興趣閱讀雅各博·蒂默曼的著作《沒有名字的囚犯，沒有號碼的牢房》。書中記述了這位報刊出版人在阿根廷被作為政治犯關押了兩年半的經歷，引起了貝娜齊爾的強烈共鳴。她在日記中寫道：“這是我們心靈的共鳴。當他提到電椅的酷刑時，那些字便躍然出現在我眼前。蒂默曼寫道，身體似乎被撕裂，然而奇怪的是身上並沒有疤痕。政治犯在被用刑之後拋在一邊，稍有恢復，便又被施以酷刑。他是在講阿根廷，還是在講巴基斯坦軍事當局的拷問室？”
貝娜齊爾並未經歷過殘酷的刑罰，但她聽到的許許多多刑罰令她不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