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妄為地盯著我母親的骨灰盒，好像是我們入侵了它的領土。我趕走老鼠將家裡清掃乾淨後才將母親的骨灰盒抱進堂屋，然後我將母親放在堂屋正中間的臺櫃上，母親沒有遺像，她活在我心裡。
母親埋在外婆的墳旁邊，安葬那天舅舅來了，他將母親的骨灰盒抱在懷裡，淚流滿面。我沒有理睬舅舅，我覺得他的眼淚相當虛偽，既沒有悲傷的真情，也沒有真實的懺悔，我覺得舅舅不屬於我們的親人，他是一個政治木偶。
他跟我們一同到了墓地，所有的人都跪在了墳頭，我們這裡的風俗是“死者為大”，無論是長輩平輩下輩都要向死者的墳三跪九叩，而我舅舅一個人例外，在黑壓壓跪倒的一大片人群中，我舅舅卻站著，他只是對著我母親的墳頭三鞠躬。我將舅舅理解成一種物質。
那天的風很大，天空的黑雲像破棉絮一樣在翻卷著，紙錢燒出的灰飄向空中在風中漫天飛舞。埋下母親後，天就開始下雪了，一九八八年冬天的大雪持續下了一個多月，我母親在地下非常的冷，而我一點辦法也沒有。
舅舅在母親安葬那天，悄悄地塞給我父親一千塊錢。我要將錢送回去，父親對我說：“你舅舅也有他的難處，一個鄉下窮孩子當到了副縣長，靠的就是小心做人，謹慎辦事。你媽得的是絕症，我們對得起她了。”
許多年來，我一直懷疑我母親那天夜裡死於自殺，她已經感覺到了我舅舅並沒有真正幫忙，所以也沒湊齊做手術的錢，她是在極度絕望中服安眠藥自殺的。這一點我後來在省城曾向一位名醫詳細詢問過這件事，他說完全有可能。因此，這麼多年來，我認為母親的自殺就是因為舅舅的見死不救，這種判斷非常頑固地成為我的一種意志，所以我不會原諒我舅舅的，不管他當初是出於什麼高尚的動機和偉大的理想，我只能從生命和親情的本身來理解這件事，這使我在精神的幻滅中十幾年如一日地持續失眠。
那一年春節過後，父親瞞著我去縣城找過一次舅舅，他帶了五斤炒熟的花生和三斤糯米年糕，先是就我的無禮向舅舅道歉，然後求舅舅給我調換一個能拿到工資的單位，父親說家裡因母親看病和辦喪事欠了上萬的債務，農藥廠一分錢也拿不到，實在是走投無路了。舅舅坐在那張仿冒的真皮沙發上對我父親說：“不是我不想幫這個忙，而是我不能幫這個忙，全縣有多少家庭困難、工廠效益差的職工，如果有權有後臺的都解決了，老百姓怎麼看我們。一個領導幹部失去民心了，權力就一點意思也沒有了。”舅舅的一通大道理說得我農民父親啞口無言。
後來我知道這件事後，跟父親大吵一仗。
吵完後，我就揹著一卷行李到省城來謀生了，轉眼已是十二年過去了。
我從此再也沒見過我舅舅，也不想再見到他。
耿偉強是個預言家，我舅舅鄭天良在副縣長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十二年，原地踏步，中途還到三省交界的王橋集經濟實驗區當了兩年副縣級的管委會主任，這足以說明他確實已經被時代淘汰了，但讓我沒想到的是我舅舅居然連性命也被淘汰了，這讓我很是糊塗，他怎麼能和腐敗掛上鉤呢，受賄索賄的錢比胡長青還多一百多萬，而且還有七八個情婦。
我不相信。
於是，我決定回到老家合安縣去調查瞭解事情的真相。看能否以我舅舅為素材寫一個長篇紀實文學，混點錢買口飯吃。
長途公共汽車汽車開進合安縣城的時候，已是中午時分。
縣城變闊了，樓房一幢挨一幢地站在秋天的陽光下，樓面牆壁上貼滿了瓷磚和一些廣告宣傳畫，寬敞的馬路兩邊不切實際地栽種著美人蕉和鬱金香等名貴花木，一些帶有縣城特色的雞和狗還有拉著車進城的毛驢很輕鬆地在名貴花木中亂竄，這種感覺頗有點像一個跛子穿一件時裝在T 型臺上很自負地扭著屁股走“一”字步。我舅舅的聲音和形象已經從這座繁榮而誇張的縣城裡徹底消失了，農藥廠也早已被人們遺忘，也許還有一些殘留的農藥味還儲存在縣誌的某一頁裡供後人們憑弔，就像人們需要緬懷一位死去的祖先。八年前我回來還我母親看病借的債，老謝死於車禍，看大門的臨時工楊大爺回到了鄉下已是下落不明，耿偉強的公司也轉移到了市裡，沒見著幾個熟人。此後，我每次回老家看望父親都是坐車在縣城下車後立即轉車去鄉下，我和這座縣城之間像兩個相互厭惡的仇人，除了鄉土情結外實際上已沒有任何聯絡。
這麼多年，我沒有混出個人樣來，所以也從來沒有衣錦還鄉的體驗，每次回老家，我都有一種小偷在夜深人靜時溜回家拿一兩件禦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