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誠意，政府應即召回代表，並宣佈和談破裂之責任屬共方；第二，為保衛國家獨立自主精神，以踐履聯合國憲章所賦予之責任，對於向以促進國防合作、維護世界和平目的之外交政策，應子維持；第三，為切實維護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應停止所有施行暴力之政策，對人民之自由權利及其生命財產，應依法予以保障；第四，雙方軍隊應在平等條件之下，各就防區自行整編，其整編方案，必須有雙方互相尊重共同實行之保證；第五，政府之組織形式及其構成分子以確能保證上述第二、三、四各項原則之實施為條件。”
看罷何應欽的電報後，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成員無不搖頭嘆息。在蔣介石的操縱之下，國民黨中央突然提高談判價碼，使南京的談判代表們剛剛看到的和平希望迅速化為烏有。他們心裡清楚，劃江而治的希望已經破滅，要求雙方停火，實際上只是請求對方停止進攻。
進一步的談判工作已更加困難。於是，張治中憤然致信蔣介石：“默察大局前途，審慎判斷，深覺吾人自身政治經濟腐敗至於此極；尤其軍隊本身之內腐外潰，軍心不固，士氣不振，紀律不嚴，可謂已瀕於總崩潰之前夕。同時在平十日以來所聞所見，共方蓬勃氣象之盛，新興力量之厚，莫不異口同聲，無可否認。假如共方別無顧慮之因素，則殊無與我談和之必要，而具有充分力量以徹底消滅我方。凡欲重振旗鼓為作日後之掙扎者，皆為缺乏自知不合現實之一種幻想！此非怯懦自卑之言，實由我方黨政軍內腐外潰之情形，積漸所致，由來已久，大勢所趨，大錯鑄成。尤其既失民心，今已不可復得。”
此信由屈武帶回南京託吳忠信轉交蔣介石，蔣閱此信後，大發雷霆，仍我行我素，毫無更張之意。
4 月12日，何應欽來電轉達南京政府和談指導委員會作出的五項決議，即：第一，戰爭責任問題，可依據代表團所談原則處理；第二，所邀南京參加簽字各位，屆時再作出決定；第三，簽約後駐軍，第一期最好各駐原地；第四，新政協及聯合政府事，等中共提出方案後再行研究；第五，渡江問題及聯合政府事，等中共提出方案後再行研究。
12日下午，南京代表團開會討論自己在解放軍過江問題上應有的態度。討論中，代表們明顯地同南京政府有不同的認識。
“渡江在原則上我們已經承認，怎麼好推翻？”張治中很尷尬地說。
“豈有此理。這問題我們大家都已向中共承認，怎能說話不算數！”章士釗忿忿不平地說。
“我打電報給他們說，拒絕渡江決不可能，即要求緩渡，也很難能行得通，讓他們瞭解中共行市。”滿臉愁雲的邵力子說。
聽了邵力子的主張，張治中若有所思，輕輕擺擺手說：“像邵先生所說的似可不必，因為那樣好像我們在代表中共說話。我們只好說我們正在和中共繼續商談中。”
此刻，一直沉默不語的李蒸表示：“渡江非常危險，如果中共大軍在簽字後即行渡江，那南京政府還怎麼能行使職權呢？我們只有兩條路：一條是徹底靠近中共，與主戰派開火；另一條是因此而宣告談判破裂。”
“我們既為和平而來，當和成而返，破裂還有什麼前途？事到今天和談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我們應盡力爭取中共緩渡江，因為緩渡江確對全面和平運動之推進有利。但如果中共不答應，非馬上渡江不可，那麼我們不承認這是和談破裂。”邵力子頗不甘心地說。
劉斐則認為：“不是我們要不要破裂，而是南京同意不同意。”
談到爭取中共方面暫緩渡江，章士釗認為：“過去李德鄰沒有力量，因高唱和平而增加了力量。因此之故，如緩渡江，假李德鄰以時日，使其政治力量繼續增加而擴大，對李德鄰。對中共、對人民均有利。”
李俊龍的看法剛好和章士別相反，他認為：“三兩個月恐怕不能增強南京力量。相反地怕只好加強溪口力量，為人民計，恐怕還是中共馬上渡江的好。如今只有三策：上策是中共接受我們意見，緩渡江；中策是中共一定要馬上渡江；下策是和談破裂。為人民計，寧取中策。”
會議最後決定，請章士釗出面設法向毛澤東通融，要求中共考慮在和平條約簽訂後能夠暫緩渡江。但為時已晚，4 月13日早晨，周恩來已把中共方面起草的《國共和平協定（草案）》正式提交給南京代表團，並通知當天晚上開始正式會談。該草案其實是周恩來根據毛澤東開列的八項條件細化後產生的。
但是《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依照與南京代表團達成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