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有幾百年的經驗，鄧名也不需要走彎路去摸索，直接照搬他穿越前的控辯體系就是，控辯體系是進化程度最高、鄧名所知的公平和合理程度最高的司法體系。在張煌言一個又一個問題的刺激下，鄧名還努力回憶了一些律師問題。
用張煌言能夠理解的話來說，這就是訟師，訟師興起於明中下葉，因為大部分百姓都沒有機會去仔細閱讀大明的律法，所以到了大堂上就只能對官老爺唯唯諾諾，無論從官員口中吐出什麼奇談怪論，百姓都只能信以為真。
而明代的訟師就是專門從事司法服務的，他們精通大明律發條文，除了可以代百姓寫狀子外，在明末更發展到了到大堂上替僱傭他們的人發言的地步。有時雙方都僱傭了訟師，坐在大堂上的官員就得聽雙方請來的訟師唇槍舌劍，各自從大明律中引經據典，聲稱自己才是有理的一方。
有了這些專業人士的協助，官員忽悠堂上百姓的難度就大大增加了，明末官員的書信中有大量關於訟師的描述，有些新上任的官員在信中稱雙方訟師的爭吵讓他腦袋都大了，因為他聽哪方都覺得有理——這些訟師的司法知識遠遠超過科舉出身的官員之上，最後簡直就不知道該如何斷案了；還有大批的官員在信中稱這些訟師甚為可惡，因為以前只要嚇唬來告狀的百姓幾聲就可以把他們的膽子嚇破，斷案後也不擔心名聲受損——因為其他的百姓大都也是法盲，既然官員說他斷案是由根據的，那百姓也會相信——訟師的出現讓官員胡亂斷案的成本大大提高。
滿清入關之後，對訟師採用嚴厲鎮壓措施，禁止任何人向百姓提供司法服務，若是發現有人代寫狀子或是提供過堂建議的話，這個訟師就會收到流放的懲罰，後來更進一步提高到死刑；而為了徹底斷絕需要，清廷還規定，所有人打官司時都必須自己書寫狀子，如果不識字的話可以口述讓別人筆錄，但其中不能有任何修改——為了方便官員識別，清廷還定下規矩，告狀的人必須當堂背誦他的狀紙，若是有“一字之差”，就會被視為找人代寫，官府不但不會受理他的案子，還會將他亂棍打出。
簡而言之，就是說即使是滿清自己編寫的大清律，官府也不希望百姓懂，更仇視那些向百姓普及法律知識的人。
“現在成都沒有訟師，不過以後肯定要有，如果有人無力僱傭訟師，我覺得官府應該出錢為他僱傭一個，因為如果沒有訟師幫他解惑，那提刑官想怎麼哄騙百姓都很容易。”鄧名的看法比張煌言還要激進，後者是江浙人，很多這裡的人都在大明治下從事訟師行業。
鄧名興致勃勃地說道，等將來控辯體系完善後，軍隊的百姓的糾紛也透過這個機構來仲裁。鄧名認為其實軍隊自己心裡也清楚哪種行為是說的過去的，哪種是說不過去的，若有一個提刑衙門把審判權從軍中中拿走的話，軍人的在前線犯下傷天害理的機率就有可能降低：“我軍中有一半計程車兵都是張尚書的舊部，軍官更是七成都是從舟山來，若是他們知道有一天還會落在張尚書手中，那他們肯定不會有膽子在前方做什麼太過份的舉動。”
聽到鄧名這句半認真、半開玩笑的話後，張煌言也笑了幾聲，他對鄧名這種聞所未聞的司法體系產生了不少興趣。鄧名不可能為詳細列舉所有可能遇到的情況，剛才他提出軍隊對具體問題和形勢的處理是合理，基本是由提刑官來判斷的。
又想起了陪審制度搬出來，鄧名也隨口提起，將來可以挑選一批個與案件無關的平民組成陪審團，由雙方訟師設法去說服他們，而提刑官期間起得的作用就是不讓任何一方公然撒謊，最後由這個陪審團給出一個初步建議。
“讓一群不懂律法的人斷案嗎？”聽到此處，張煌言有些不以為然地說道：“若是這些人沒有其他原因，只是因為犯婦俊俏，就要放走謀殺親夫的毒婦怎麼辦？”
“最後的決定權當然在提刑官手裡，無論陪審的人提出什麼建議，提刑官都可以推翻，可以無視陪審的建議自行確定有罪還是無罪，並確定刑罰。”鄧名答道，即使是在他前世的陪審制體系中，法官也是擁有絕對權威的，只是法官不輕易動用他們的權利而已：“但如果推翻建議，就需要詳細寫明理由，而且這個理由必須拿出來見人，在周圍張榜示眾。”
在追求公平、正義的問題上，張煌言似乎有過人的天賦，鄧名拿出了眾多他聞所未聞的設想，但每次張煌言只要略一思索就能體會到鄧名背後的深意，也能看出鄧名對這套體系極為用心，潛心思索數年之久——如果不是鄧名這麼年輕，張煌言就會認為這套體系鄧名依舊琢磨了幾十年了，這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