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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思想學說中，“和”文化側重於“治人”和“治國”，“和”更多地表現為處理人與人之間以及國與民之間關係的一種智慧。以儒學思想為基礎形成的一整套教化、治國體系，將道德與政治緊密聯絡在一起，利用道德的內在約束力達到穩定社會的目的。
除了儒家以外，春秋戰國時期道家和墨家也都十分注重“和”文化思想的研究和應用。
道家不僅強調“和”的人際關係作用，而且還從生成本體上探尋“和”的作用。老子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老子從整個宇宙來分析事物的生成，三生萬物，萬物是陰陽“和成”的。
道家的另一代表莊子也指出：“夫明白與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道家學派用“和”的思想開創了萬物的本體論，確立了原始樸素的唯物史觀。
墨家學派代表墨子認為“和”是治理個人、家庭、國家、社會關係的原理和原則，是其不分裂的聚合劑。
墨子認為國家、社會動亂的原因就在於“不相愛”，而“兼相愛”天下就能“和諧而治”。
先秦諸子百家的“和”文化思想的根本特質，就是強調“和”的協調整合功能，調解矛盾的各個方面，使之趨向動態平衡，從而實現囊括自然、人事為一體的“天人和合”境界。
秦朝統一中國之後，當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確立以後，其獨斷專制的做法是與“和”、“和合”精神不相符的，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和”文化思想只能以一種“潛流”的形式續存下來。
第一部分 第15節：共和（2）
到了漢朝，統治者吸取秦王朝“任刑而不尚德”而被推翻的歷史教訓，提出“刑治”和“德治”並以德治為主的統治原則，如體現在民族關係上的“和親”思想；魏晉南北朝時期，在興起的自然（天道自然）與名教（封建禮教和道德規範）的論爭中，玄學家郭象以“獨化論”來消解二者的矛盾，實現名教與自然的致“和”；唐朝時期，盛唐的官府機構十分注重“和樂”的社會功用。
到了宋、明時期，“在宋明理學與心學中，‘和’思維透過道器、理氣、心物的對立，然後在形而上的理性思辨或日常生活的良知體驗中達到和解”《“易和哲學”論綱：社會和諧發展觀的中國哲學理念》，漆思，《江海學刊》，2006年02期宋明理學家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深刻的憂患意識和深重的歷史責任感。北宋的張橫渠提出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他在《正蒙·太和篇》中專門講“和”的思想。南宋的朱熹在註釋《周易》中，也發揮了“和合”的思想，在朱熹的理學中，講到人是怎麼來的時，他提出人實際上是“氣和理的和合”。
在清朝時期，人們對“和”文化思想崇尚運用到皇宮大殿上，故宮三大殿就貫以“太和”、“中和”、“保和”的名字。
到了近現代，中國曆次革命都試圖要建立一個“共和政府”，“和”文化思想主要體現各民族、各階層的民主平等與普遍和諧上。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實現了真正的“共和”。建國後中國繼承和發展了傳統的“和”文化思想理念，在21世紀初提出了“和諧社會”與“和平崛起”的理念：對內尋求和諧，力求建立天地人倫和諧發展的空間；對外尋求和平，以自身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
自古以來，中國人就順著“和”的思維去認識和實踐自然以及社會物件，形成了獨特的“和”文化思想理念，並貫穿到整個中國文化發展的脈絡當中。
在儒家“和”文化思想的引領下，加之道家、墨家、理學等學派的補充以及後來各個時代學說的創造性發展，中國“和”文化在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至少包含了這些內容：“天人合一、保合太和”的宇宙自然觀；“和而不同、以他平他謂之和”的價值觀；“以和為貴、和諧相處”的社會倫理觀；“和平交往、協和萬邦”的民族國家觀等。
“和”文化思想作為中國人價值觀和世界觀的思維特質與思維正規化，對中國文化、文明的生成與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長久以來，‘和’思維及其‘和諧融通’理念整合凝聚了中華民族組成一個文明禮儀之邦，維護了國家的民族和諧統一；生態上‘天人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