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能力治理它從莫臥兒的統治之下逐步奪取過來的領土。這個無處不在的公司致力於建立英帝國勢力，它使穆斯林國家馬來亞依附於英國，它在北婆羅洲的沙撈越建立了白人統治，有一個時期，似乎連中國本身也要被置於不列顛王國的統治之下。這個公司駐廣州的生財有道的代理商，在擴大荷蘭人透過澳門開拓的鴉片貿易中起了很大作用。當中國的癮君子越來越多時，對這種毒品的需求也就越來越大，英國人樂於大量提供從印度種植的罌粟中提製的這種毒品。清朝政府下令禁止鴉片貿易，這門生意只好透過中間人進行，貪汙腐化的廣州官吏對此並不追究。鴉片生意大大加強了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優勢，有了這個優勢，奢侈時髦的英國攝政王朝進口中國藝術品的要求就可得到滿足。到了一八三五年，鴉片禁品成了對華貿易的主要商品。由於無法控制鴉片生意，而且不上稅上清朝皇帝被迫採取行動懲治無視天子威嚴的外國人，防止大清帝國財富外流。
清廷向維多利亞女工發了一道氣勢洶洶的最後通牒，威脅說她的臣民如不立即停止對“堂堂帝國的汙辱”，英國必將遭到入侵，“你的人民定被剁成肉泥。”女王陛下的外交大臣被這個荒唐的威嚇所激怒，而且他非常清楚，如果鴉片商人被迫放棄做生意，英國的貿易將遭受損失，於是，他決心使用英國在地中海嚇唬土耳其的“炮艦外交”迫使中國人安分守己。帕默斯頓勳爵以慣有的衝動，命令十六艘皇家海軍戰艦護衛著二十六艘運兵船開往中國。只經數月，西方的堅兵利器打敗了清朝皇帝的軍隊，這就是後來所說的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的入侵以一八四二年簽訂南京條約而結束，這個條約給予英國在中國擴大商業的權利和在香港、上海以及其他三個港口的治外法權。英國臣民向清朝官吏叩頭的禮節被廢除，有利可圖的鴉片貿易仍在進行。
帕默斯頓的實力外交暴露了中國的弱點，迫使中國向西方的滲透敞開門戶，並且為急於贏得類似讓步的其他國家開創了一個不幸的先例。
在這場戰爭中一直謹慎地保持中立的美國人，迅速揚帆過海開抵南京條約開闢的新港口。他們原未是僅次於英國的第二大鴉片進口國，不久就後來居上，成為中國貿易的最大夥伴，這是因為，漂亮的揚基式黑色快速帆船的航速超過英國的帆船，它們滿載貴重貨物，繞過合恩角運到美國東海岸，繼而越過大西洋運到歐洲市場。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成了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海上貿易的黃金時代。當亨利·R·達納和赫爾曼·梅爾維爾所描述的太平洋探險航行，使美國公眾瞭解到在西邊的那座大洋裡，大自然的優厚饋贈正在等候著他們的時候，楠塔基特的捕鯨船已經遍佈這個遼闊的海洋，捕撈巨頭鯨，提煉貴重的鯨油。這幅良圖美景，外加一八四九年在加利福尼亞發現的金礦所具有的更大的誘惑，引來了第一批眾多的移民在太平洋沿岸定居。對華貿易在擴大，給開闢橫貫美國的“西北陸上通道”增添了強大的刺激，因為橫賈大陸鐵路的投資者可望得到巨大利潤。數以千計的中國苦力，廉價的契約勞工，穿過落磯山脈自西向東鋪設鐵道。一八六九年在猶他州釘下了象徵性的金色道釘，把太平洋中央鐵路公司的鐵路和太平洋聯合鐵路公司的鐵路聯結在一起。這條鐵路使西海岸成為達納在二十年前所想象的“通住亞洲的橋樑”，那時他預言舊金山將發展成為“已被喚醒的太平洋沿岸這片新大地的唯一商業中心”。這個夢想並沒有完全實現。同一年，蘇伊士運河通航，提供了一條歐洲至遠東的更短的路途，從而加快了美國快速帆船貿易的結束，這種快速帆船在同英國的汽船的競爭中已經損失慘重了。
囊括天下的財富，並不是英帝國東迸或美國擴張主義者宣佈他們的國家要在太平洋顯示使命的唯一誘惑。英國和內戰之後的美國都處在工業時代，為它們的社會帶來了日盛一日的民族繁榮。鼓勵投資、鼓勵運用技術以便將自然資源變成可在世界市場上傾銷的產品的社會制度，顯然保障了這個繁榮。英美在這個巨大的努力過程中所取得的成功，使人們相信英語國家註定要將它們的政治經濟制度強加給不那麼幸運的國家。慈善和傳教運動的日益擴大的影響增添了這個信念的意義，這兩個運動為英國人向奴役開戰提供了道義推動力量。到了十九世紀中期，普遍認為英國的使命是要把基督教、秩序和文明帶給“還沒有建立法律的次等民族”。就象帕默斯頓勳爵所說的那樣：“我們的責任——我們的天職——不是去奴役，而是去解放。我們站在道德、社會和政治文明的最前面。我們的任務是領路，指引其他國家前進。”
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帝國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