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是要不要修正運動目標的問題，也就是蘇聯所遇到過的左右為難的問題。這使蘇聯修正主義對中國政治的影響變得更加厲害了。
中蘇分裂
在40 年代後期和80年代初期的冷戰期間，“鐵板一塊的國際共產主義”在一個單獨的主導思想和斯大林的最終權威下似乎是團結一致的。當時這種外表的色彩很濃，因此誰要是懷疑，誰就得拿出證據來。1953 年斯大林逝世後好幾年，團結的門面作為整個共產主義運動一份明顯的財產，仍然維持著。
中蘇關係不久在幾個方面發生了分裂。中俄兩國是各自獨立的國家，有著不同的歷史、對自己不同的看法、需要和目標。歷史的記憶使他們互相猜疑：13 世紀的蒙古遊牧部落曾奴役過南俄，沙俄帝國主義者曾侵人滿洲、蒙古和新疆。在冠冕堂皇的共產主義辭藻後面，歷史提供不出什麼彼此互相讚譽或順利地進行合作的事例。它們新近的合作，主要是以中國出資償付蘇聯援助的形式實現的，是按照它們領袖的願望進行的，也很容易按領袖的願望中斷。共產主義革命的思想原先曾把它們聯在一起，後來這種思想也就成為他們發生分裂的要點。
毛不懂外語。在他吸收馬克思主義思想時，這一思想往往在翻譯過程中多少有點漢化了。此外，毛是從搞革命的行動開始的；他是邊工作邊吸收革命思想的。人們常說，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我們也可以說，他本身經驗的具體實踐，決定了什麼樣的意識形態是他認為有用的。
從字面上看，毛的樸實的主張處處點綴著中國的格言和隱喻，有典雅的也有通俗的。他嚴厲批評中立派是“坐山觀虎鬥”，譏諷目空一切的幹部以為同農民講道理是“對牛彈琴”。凡是從長滿蛆的糞坑旁邊走過的人，都不難理解毛對“中國反動勢力很深的臭水坑”的憎惡。引用孔聖的話“三思而行”並不一定是提倡孔孟之道，但這有助於使共產主義適應中國國情。
在理論上，毛不斷地曲解共產主義學說以適應當地的需要。斯大林曾經聲稱，蘇聯透過“無產階級專政”到達社會主義的經驗提供走向社會主義的惟一途徑，必須為東歐的人民民主國家以及也許為其他一切國家所遵循。但中共在1949 年後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並聲稱只要有代表全體“人民”的“無產階級領導”的統一戰線和聯合政府，有一個所有“革命階級”的大聯合，那就能夠領導中國走向社會主義，而且可以透過漸進的、說服教育的、非暴力的改造工作來做到這一點，這與列寧和斯大林所要求的突然的暴烈改革是截然不同的。
1953 年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成為蘇聯的主要領導人（直到1 久講年為止）。他在1956 年2 月蘇共“二十大”上請責了斯大林的種種罪惡，接著蘇聯開始“非斯大林化”，這些事實使當時仍然乞靈於斯大林之名的中共感到驚訝和尷尬。當然，“二十大”提出的條條道路通往社會主義的理論給毛主義和鐵托主義修正馬克思主義的行動提供了理由，並且接受了北京自命為亞洲人民學習榜樣的這種說法；中蘇的思想意識上的團結是保持住了，但付出了讓步的代價，損害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此以後，裂痕愈來愈大，起初還掩蓋在表面之下，但到1963 年就完全暴露在公開的爭論中了。中共在組織上和思想上都維護了獨立自主的權利。這時北京也像莫斯科一樣，成為共產主義理論權威的一個獨立存在的中心。國際共產主義不再是鐵板一塊了，在國家利益的牽扯下，即使還沒有造成分裂，至少磨擦是不可避免的了。
從個人關係的角度來說，雖然毛可以承認斯大林的資歷較深的地位，現在卻理應由赫魯曉夫來承認毛的較高地位了。但那時蘇聯成功地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赫魯曉夫正在顧盼自雄，他與毛打交道時並不以晚輩自居。相反地，他指責和嘲笑毛所宣稱為比莫斯科優越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說那是左傾偏差，是危險的狂熱。作為回報，北京認為赫魯曉夫統治下的蘇聯“修正主義”是一種機會主義偏差，是賣身投靠了資本主義。雖然莫斯科曾在1957 年答應援助北京製造核武器，其後就終止了這項援助。由於兩國的關係越來越壞，1950年8 月全部蘇聯專家帶著他們的圖紙突然撤離中國。這一切都加深了具體的怨恨情緒。
不久兩國的國家利益在世界最長的邊界線上發生了衝突。這兩個多民族的國家都統治了中亞地區的突厥語少數民族，以及邊界兩側如哈薩克和吉爾吉斯這樣一些遊牧民族，這些民族認為誰對他們有利，就可能擁護誰。在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