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mail Bin
Abdul Hamid
70． 蒙難者：
Abdul Hamid Bin Lateh，男，78歲，出生於1916年，身份證號3571074，Pesara（1994年11月22日去世）。
投訴人資料： Abdul Hamid Bin Lateh之子Ismail Bin Abdul Hamid，身份證號0227639，馬來西亞，住址： 3410，Taman indah； Tampin； Negeri Sembilan Darul Khusus； West Melaka，郵編73000。日佔時住址： KG Bukit Temensu K pilah N。S。。
蒙難地點： 在泰緬邊境修築“死亡鐵路”，回來後身亡。
投訴內容： 我父親寫以下這些話的時候，他病得很重。他記下了這些在日軍佔領馬來西亞的1942年期間所遭受的不幸的事實和難以忘記的經歷，他是其中一個受害者（戰爭開始於1941年8月12日）。當我寫下這封信時，我敬愛的父親已於1994年11月22日上午9∶30去世了，享年78歲。
我父親說：“1942年1月中旬，在我從工作的Mersing Public Works Dept地方回來後，我在Kampong Bukit Temensu； Kuala Pilah被日軍強制拉夫。當那些槍口對著我，我無法逃走。那時我妻子已經懷孕5個月，那是我第三個兒子，名叫Ismail。
“我們和其他人被帶上軍車去了Seremban火車站，在那裡我們和另外上百人在日軍的監督下，一起坐火車被送到泰國的一個叫Bampong的地方。
“到達後，在槍口的威脅下，我們被迫爬上軍車並被帶到泰國Kancanapuri。然後，在監督下，我們步行跨入叢林，直到抵達一個營地，之後，我們每25人分為一組，被安扎下來。那個地方駐紮著上百個營地。
“在叢林中，我們立刻被迫開始砍樹，用肩扛運圓木，作為修築鐵路用的枕木。我們只有在晚飯和睡覺的時候才輕鬆一點。
“這些不幸的事件發生後，我的噩夢還在持續。在煮飯的地方，壺裡給工人喝的沸騰的水恰巧潑到了我的左腳。我昏了過去，之後一直在痛苦的呻吟。我不能戰立，也不能走路。日軍給我一些碘酒，這並未治癒傷口反而使其惡化。在那裡幾乎沒有治療的條件。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一些日本軍官在營地的數百個病人中，選中了我，讓我回家。我和其他人爬上火車，途中沒有食物吃、沒有水喝、沒有藥物治病。我們在Seremban火車站下車，並每人發給5元日幣和5袋大米。我叫了一輛計程車，帶我回到Kuala Pilah的家，然後被朋友送到醫院。日本人沒有給任何治療，而是把我連同一些屍體送到了太平間。當日軍走後，我從屍堆中爬起，走出太平間。如果沒有記錯的話，那是在1945年戰爭結束的幾個月之後。
“我被一些朋友送回醫院，受到英軍的照顧，直到我的腿腳完全康復能夠走路，但是卻留下了永久的傷疤，直到我死去。”
另外，我想補充一些東西： 在他晚年，他一直努力尋找一些人和機構，可以調查這些事情，並能夠幫助他及他死後幫他孩子索賠。在我和馬來西亞日軍佔領時期蒙難同胞家屬協會委員會主席孫建成先生見面後，我告訴他，我已成功找到這樣的機構，他很高興，並變得很有信心。
在我父親去世的前兩年，身體一直不好。雙眼視線模糊，幾乎失明，加上腿腳不便，導致他一直臥床不起。他對我說，無論是在他活著時還是在他去世後，為了要透過這些機構，向日本政府要求索賠，直到滿足他所有的心願，要做好一切必要的工作。他告訴我，日軍不人道的行為，成為他一生和他家庭難以忘記的悲劇。
我敬愛的父親在經歷長期的病痛之後，於1994年11月22日在Kuala Pilah地區的醫院去世。我期望相關人員的關注和介入能對這件事情的提出起到一定作用。在此向他們表示敬意，並期待一個友好的回覆。日本政府必須對我父親所受的痛苦負責，作出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12月1日。
謝汝普
71． 蒙難者：
謝汝燦，男，1912年出生，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