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事件也傳到了流亡在土耳其的托洛茨基耳裡。拉狄克的罪惡之重，無異於一個專門向斯大林偵緝機關出賣朋友和同志的奸細。對於他來講，已經不可能求得反對派的寬恕了，他只剩下一條路——將自己的命運永遠綁在斯大林的戰車上。
秘密槍斃布柳姆金，這是一九二九年的事情，它在所有知情者的心裡產生了極大的震驚和極壞的影響。要知道，在蘇聯的歷史上，這是首次槍斃一個同情反對派的布林什維克黨員。幾乎所有的老布林什維克，甚至包括那些與反對派毫無牽連的人，都不再與拉狄克拉來．連路上碰見也不打招呼。老同志的敵視使得拉狄克更緊地貼向斯大林，而自從下令槍斃布柳姆金之後，斯大林也確實開始視拉狄克為自己的忠實奴僕。
這樣，一篇篇討伐托洛茨基的最無恥的誹謗文章和最惡毒的攻擊徽文，源源不斷地從拉狄克筆下炮製出來。早在一九二九年，即距離莫斯科審判鬧劇還有七年，拉狄克就在公開言論中把托洛茨基罵成了猶大，“英國間諜機關的走狗”。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這股汙衊漫罵的濁水也成幾何級數迅猛膨脹。
拉狄克的賣命之勞，贏得了主人的獎賞：他重新獲得了走進克里姆林宮的殊榮（甚至給他發了長期通行證）。他又開始在斯大林的辦公室甚至別墅中拋頭露面，得意非凡。後來，當他在法庭上回答國家公訴人的問題時，稱這段時期是“我居心險惡地打入權力中心”。
一九三三年，拉秋克以其特有的文學天才，寫了一本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築師》的小冊子。在這本別出心裁的小冊子中，拉狄克用歷史教程的形式，跨越時間，透過後人對前輩的追憶，即某位二十世紀六十或七十年代的著名史學家對歷史的回顧，塑造了斯大林作為變革人類社會的偉大天才的光輝形象。
拉狄克發現，斯大林一直在不擇手段地篡改革命的編年史，偽造自己的履歷，以便把自己打扮成十月革命的英雄和領袖，國內戰爭的戰略家和常勝將軍。拉狄克明白，同一切犯偽造罪的人一樣，斯大林的內心深處也充滿恐懼。無論他多麼巧妙地篡改史料，無論他多麼無情地銷燬歷史檔案及消滅活證人和十月革命的老戰士，都不能擔保將來不會出現公正的，善於區別謊言和史實的歷史學家。於是，拉狄克決定編造一部未來人的歷史教科書，讓斯大林能在有生之年看見自己在歷史這面鏡子中的形象。應該承認，拉狄克主動攬下的這項任務完成得相當漂亮。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築師》一書中，他就象個高明的魔術師，用了瞞天過海的魔術，在斯大林眼前拉起了一幅神秘莫測的銀幕，使斯大林心滿意足地看見了自己那光輝無比的、令世上一切偉人都相形見細的形象。
此時的斯大林，對充斥蘇聯文學和報章雜誌上的那些千篇一律的頌歌和讚美詞已經聽膩了。因此，當他看見拉狄克這本別出心裁的小冊子之時。禁不住心花怒放。他命令大量出版這本書，讓它成為全國所有黨支部的必讀物，還責成中央宣傳部對此予以監督。
拉狄克的命運之星又亮了。他被任命為《訊息報》主編和政治局負責對外政策的高階顧問。中央委員會還得到指示，在全黨廣泛宣傳拉狄克其人，並組織一系列演講會，聽他談論國際關係問題。這些講演稿後來也整理成冊，正式出版，印數達幾百萬冊。一九二七年曾親自逮捕過拉狄克的亞果達，現在對自己這位過去的“階下囚”也變得畢躬畢敬，一個一口“卡爾·伯恩哈多維奇”。有一次，一個老布林什維克不無嘲諷地對我說：“您瞧瞧那個拉狄克！哼，如果沒有參加過反對派那段歷史，他今天絕不會如此官運亨通！”
然而，一九三六年，當拉狄克為斯大林子完這一切之後，斯大林還是下令逮捕了他，不僅如此，還把他作為托洛茨基的心腹走狗送上了法庭。這可是我完全沒預料到的。有人說，斯大林這樣幹是由於難忘舊惡。可是這種解釋未免失之偏頗。我認為，斯大林之所以要踢開拉狄克，主要是因為他要沿著自己那條總路線——消滅一切曾屬於“老近衛軍”的人——一走到底。
拉秋克對自己的被捕不能不義憤填膺：“這太不公平了！我為他幹了那麼多的事呀！”拉狄克苦苦央求，讓他同斯大林談一談，但被拒絕了。他又給斯大林寫了一封長信，還是沒有迴音。
拉狄克意識到，欲要喚醒斯大林的良心只是徒然的，於是，他又努力去實現另一個企圖：對偵訊機關曉以利害，讓他們打消對他起訴的念頭。拉狄克的理由是非常合乎邏輯的：既然他對托洛茨基進行過那樣惡毒的口誅筆伐，怎麼會突然又成了後者的同路人和心腹走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