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之機，在他成為另一個拉爾夫·納德之前我們一定要打垮這個年輕的政治煽動家。即使他同意參加辯論，或對媒體宣稱他會這麼做，我們也要混淆是非——我們要堅持宣傳克里已經拒絕參加（與奧尼爾的）辯論。”
尼克松的助手們激勵奧尼爾保持昂揚鬥志，他們將要和克里展開一場持久戰。因此，白宮掌權者也高姿態地要接見對付克里的奇兵，於是奧尼爾被請到白宮與尼克松單獨會晤。這兩個人一拍即合，原本計劃的簡短寒暄繼而成為長達一小時的會晤。
兩週後，在6月30日，雙方開始了激烈的辯論。自從14歲以來一直研究辯論的克里與奧尼爾一同出現在《迪克·卡弗特脫口秀》（The Dick Cavett Show）電視節目中。身高六英尺四英寸的克里遠遠高出主持人卡弗特和奧尼爾。深色稀疏的頭髮、深藍色的裝束和瘦削的外表，讓他令人過目難忘。
奧尼爾則恰好相反。他一出場就怒氣衝衝，短髮，穿一身淺色西裝和一雙白色短襪，奧尼爾的措辭明顯帶著對對手的奚落和挖苦。
“克里先生是這樣一種人，他生活在對戰爭的疲倦和對美國人民的恐懼之中。就是同樣這個小人物，他在4月份的一個全國性的電視節目中說：‘罪行與日俱增，任何級別的軍官都意識到這一點。’5月一家有名的新聞雜誌曾引用他的這句話：‘戰爭犯罪在越南是慣例，而非例外。’”在奧尼爾表現得激烈狂熱的時候，克里則試圖表現得更加理性和冷靜。他冷靜地闡述自己的觀點，聲稱越戰老兵們並沒有試圖去顛覆這個國家，相反則是一腔熱忱地告誡國家：“我們在哪裡犯了錯誤，就應該在哪裡把錯誤糾正。我們的意思就是，立刻停止戰爭和殺戮。”
“對於戰爭罪行，我們確實是深思熟慮後才提出這個問題的。我認為，任何人都不願意回來承認他強姦過（無辜的女人），或是說他曾放火燒村莊，或說他曾為了取悅自己而肆無忌憚地毀滅稻田或其他東西。我知道他們這樣做將會冒被懲罰的危險，也將冒損害自己名譽的風險，作為他們這樣做的代價，他們還將冒著失去家人和朋友的危險。但他們還是勇敢地這樣做了，因為他們相信，人民應該瞭解這場戰爭所帶來的毀壞。我們知道，我們是一個有道德的國家，是的，但是現在我們卻在異國進行人類有史以來最為猛烈的轟炸。”
一次又一次地，克里被問及同一個問題：克里是否犯下過此種暴行？抑或他是否見過其他美國人犯下此類暴行？克里用最初的回答回應了這個問題。
“我並沒有見到過個人暴行，但我看見過一些人砍掉別人頭顱諸如此類的事情。然而，我奉命在自由交火區開火，我參加過侵擾行動，參與遠距離攔阻射擊，也執行過搜查和破壞任務——這種任務讓許多平民的房屋被夷為平地。我後來發現，所有的這些行動都有悖於《海牙國際公約》和《日內瓦公約》，都有悖於戰爭法。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任何參與這些行動的人，如果你的行動符合紐倫堡戰犯審判的標準，那麼你就是有罪。但我們的目的並不是要挖掘戰犯。那不是我們的目的，那永遠都不是我們的目的。”
反戰領袖反戰領袖（7）
白宮震動了。根據總統辦公室的記錄，霍爾德曼後來說道：“你找的人，奧尼爾，昨晚與克里進行了辯論，我聽說他（克里）表現得很棒。”
在1975年西貢失守之後，奧尼爾對政治和政府的幻想破滅了。但是他仍對克里指控越戰老兵犯有暴行而懷恨在心。“我參與進來的主要原因就是，我認為，他對戰爭犯罪的控訴是不負責的，是錯誤的。”奧尼爾說道，“我認為，他們傷害了在越南的所有的人。我認為他們是不道德的。”
在問及他是否同意一些觀察家所說的“克里永久地被這場戰爭改變了”時，奧尼爾回應道：“這場戰爭並沒有改變（克里）。我認為他是一個被野心驅使著的傢伙。我認為他在去越南之前和今天都是被野心所驅使的。”
就在克里這顆新星冉冉升起時，他也開始黯淡了。當克里與一些戰俘的家人一同出現在公眾面前時，他們遭到了四位婦女的詰問，這些婦女的丈夫也是戰俘。“你們這些笨蛋，克里為了自己的野心一直在利用你們。”1971年7月，專欄記者Mary McGrory採訪其中一位婦女時記錄道。
此外，尼克松也察覺到了公眾的反戰趨勢，他竭盡全力地使美國公眾確信，他正在退出這場戰爭。當克里全國巡迴演講時，他發現，甚至連一些大學生對他的演說都不再感興趣了。1971年10月9日，《國家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