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代表直接去找吳佩孚可他是一個“馬不停蹄”的忙人。十二日視察前方陣地滅戰等作戰原則。闡述了戰爭中的主觀能動性和客觀規律性，十三日在咸寧召集張福來、靳雲鄂、趙傑等討論軍事，十四日乘艦巡視金口，即使偶然在漢口停留一下，他既不與趙恆惕直接通電，也不肯接見湖南代表。十五日他又回到漢口來了，在百忙中下令禁止武漢學生召開弭戰國民大會和武漢市民召開弭兵大會。繼續迴避與湖南代表見面。十六日又派海軍司令杜錫珪率領建中、江元等艦協助張克瑤、王都慶兩旅向已經進抵寶塔州、嘉魚、簰州一帶的湘軍左翼發動進攻。在停戰和談的這一段時間裡，經過一番忙忙碌碌，吳佩孚把前方部隊都佈置停當了，就改派張福來為前敵總指揮，扣留湖南代表蕭光禮，並向湖南提出了兩個反條件；（1）湘軍完全退出湖北；（2）懲辦甘為戎首的湘軍師長宋鶴庚、魯滌平。關於任命蔣作賓為湖北省長的問題，吳表示可以由北京政府考慮，其餘廢督，自治和賠款等問題都不談到。
趙恆惕聽到這訊息後，大吃一驚，他自己原以為直軍會害怕受奉、湘南北夾擊而不致於不接受他的條件。殊不知，在吳佩孚看來，直皖戰爭時，直軍自動撤出湖南，湘軍才因而取得驅張敬堯戰爭的勝利，這次湘軍撤出湖北應算作是對上次直軍相讓的報答，而不存在直軍賠款問題。還有如果湘軍要與直軍作戰，則廣東北伐軍乘機而入，湖南就會腹背受敵，死無葬身之地。所以吳佩孚從一開始就不真心要談判，和談只不過是矇騙湘軍的一個“絕妙”的藉口，以便他贏得時間做好軍備。
湘軍官兵感到受人愚弄了，個個義憤填膺，紛紛請求再戰，並訂立“生死不退”的誓約。直軍方面，吳佩孚也組織了督戰隊隨軍出發，只許前進，不許後退。雙方在汀泗橋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儘管趙恆惕親自督戰，並處決兩個作戰不力的團長，湘軍仍然不敵吳佩孚源源而來的新生力量，加上吳佩孚又有海軍在湘軍後方嶽州參戰。而湘軍的“援兵”要麼調不動，要麼遠水救不了近火，很快潰敗。八月二十八日嶽州被吳佩孚的海軍攻破，駐在嶽州的趙恆惕只得落荒而逃，輾轉回到長沙。只見長沙一片蕭敗的氣氛，敗兵和傷兵怒容滿面，抱怨上級與吳佩孚事講和，要不然，他們早已登上黃鶴樓，漫步睛川閣了，而如今卻流落到傷殘乃至死亡的地步。一氣之下，一些士兵闖進趙恆惕的總部，把他的勳章、軍帽都擄去了。更使趙恆惕感到吃驚的是，一向對湖南陪笑臉的陳光遠也派蕭安國一旅入侵醴陵，長沙岌岌而危，好在桂軍殘部沈鴻英部及時趕到，趙恆惕急令其開往瀏陽、醴陵一帶佈防。但一看到自己現在“百事衰”的處境，趙恆惕也步王佔元之後塵深深地自責中了人家的緩兵之計。
突然，第二天，駐湘英國領事忽然前來訪問，願意作湘直之間的“調人”。趙恆惕馬上警覺起來，吳佩孚是不是又來個“緩兵之計”編馬克思和恩格斯。倫敦編輯，漢堡印刷，共出6期。刊登，但轉念一想，自己的資本也差不多賠光了，吳佩孚從自己這裡想撈也難以撈到什麼好處了，姑且順其意，進行談判，以爭取時間恢復過來。但這一次吳佩孚是真心要和談了，因當時陝西問題牽涉到了直系的部分兵力，奉系還揚言派兵南下，四川“援鄂軍”又已侵入鄂西，吳佩孚已處於不利地位，必須迅速終止湘直戰爭，反過來利用湖南為南北雙方的軍事緩衝帶，才能騰出手來搶救鄂西，解除四面受敵的嚴重危機。九月一日趙恆惕赴嶽州與吳孚談判，吳佩孚還忘不了派孫傳芳奚落他一頓。孫傳芳揪著趙的胳膊說：“你為什麼要破壞湘鄂聯防條約，為什麼要進攻湖北！”吳佩孚見機解圍說這不關炎午（趙）的事，而是宋、魯兩人的事．
曹錕賄選當總統
直奉戰爭的硝煙還沒有完全消散，吳佩孚就以勝利者的姿態，風塵僕僕地從天津趕到保定，與久已在那裡的直系首領人物曹錕緊急商討解決時局的辦法。會上曹錕的左右都認為，現在是直系的天下，解決時局的辦法就是擁護曹錕“黃袍加身”，趕走現任總統徐世昌。吳佩孚認為這種粗暴強硬的做法不會取信於天下，只能使本已呈分裂狀態的局勢更趨惡化。接著，他提出應當首先“恢復法統”，“統一全國”，然後再利用舊國會，選舉曹錕為“名正言順”的總統。這樣做既可以以恢復國會之名驅除徐世昌，又可以抵制南力成立的護法政府。於是曹錕在直系的保駕下開始了邁向總統寶座的曲折歷程。
5月14日，吳佩孚就迫不及待地密電就恢復國會，請黎元洪覆職問題徵求北力軍閥的意見。當天就得到了江蘇、山東、湖北三省軍閥的同意。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