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的人嘛！”臨走前，又試探地問：“稼祥同志，我請求黨中央調我回國工作，你看行不行？駐共產國際代表，就請你來接任吧！”王稼祥只是笑而不語，他知道康生的為人。康生又接著說：“稼祥同志，你如果同意的話，我就請示國內了，讓我回去好好地跟著毛澤東好好學習學習。長期在國外，太脫離實際了。”
1937年1月，康生與王明一道回到了延安。這時康生還不想立即把王明甩掉，因為他還想靠這四年莫斯科工作的成績在延安撈好處呢。結果康生被任命為中央黨校校長。不久康生就拉王明去黨校作報告，大談“一切透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於統一戰線”，康生贊其報告“很深刻”、“很重要”。此時，康生雖已不再是王明的副手了，但他仍對王明保持著一段不冷不熱、若即若離的關係，以便日後留有餘地。同時還因為他們在蘇聯還有一段見不得人的整人歷史需要共同保護。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批判王明的左傾路線，毛澤東作為黨的領袖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承認。王明徹底垮了下來。作為王明的追隨者，康生極為害怕，他想現在是甩掉王明，反戈一擊的時候了。於是，他在領導面前，在會場上大力揭發王明的缺點，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領導認為他揭發有功，委任他為中共中央社會部和情報部部長。這是一個重要的部門，對黨內幹部握有生死予奪之大權。康生利用這權力，在延安整風的“挽救”運動中，誣陷、殺害了不少好人。
如此重要的職務的獲得，說明他還是很得高階領導的信任的。截此為止，他已經兩次歷險而又兩次倖免，兩次被重用了。其中的關鍵是他善於投機鑽營，見風使舵。
解放後，康生因與饒漱石爭奪華東局書記一職失敗，便“養病”了六年。在1956年9月召開的“八大”上，他由中央政治局委員降格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排在陳伯達之後。康生對此很是惱火，但又不好發作，只在心裡暗暗發誓我不僅要把失去的奪回來，而且還要撈回更多的東西。為此，他又開始思討怎樣施展自己的拿手好戲了。
他知道，現在毛澤東是黨的領袖，要想獲得高的職位，必須先取得他的信任。於是，他想方設法接近毛澤東，吹捧毛澤東。
首先是大搞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這一點他比林彪來得早。康生一反幾年前空閒的常態，開始變得忙碌起來了。
1957年3月13日，在中央宣傳會議的總結髮言中，康生大力吹捧說：“自1952年以來，隨著社會的大變動，毛主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有四個方面的新的說明，新的發揮，新的發展。”“我們當前的任務就是如何學習它，研究它，說明它。”以後又在不同的場合大力吹捧。說：“自從一九五六年以來，毛主席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論；這些新理論，馬、恩沒講過，列寧也沒講過，斯大林雖然講過一點，但講得不徹底。”還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最高頂峰，世界上沒有誰能超過他的水平。”後來康生還多次對人炫耀說自己是“頂峰論”的發明人呢。
1958年，康生到全國許多地方大力鼓吹“左”的一套，稱讚“大躍進”，說：“這個時代，形勢喜人要敢想、敢說、敢做。”“每日每時每刻，都有新事物出現，真讓人目不暇接，眼花繚亂。”“現在是創造奇蹟的時代，只要我們把封閉的腦袋開啟，什麼奇蹟都不在話下。”“至於農業大學，至少要掛五個牌子：第一是學校的牌子；第二是掛工廠的牌子；第三是掛農場的牌子；第四是掛研究所的牌子；第五是掛農林局的牌子；最好掛上十幾個牌子。”“什麼叫科學研究？就是大膽地想，大膽地搞，就是異想天開，想入非非，它並不神秘。”還說什麼：“甘薯長得象西瓜一樣大，可以翻十幾番；菸草長九公尺多高，象四層樓那麼高。”煉高爐，一個八歲的小孩用小竹竿穿孔當鼓風機，“每次出鐵三、五斤。”
可是，“神話”畢竟代替不了現實。浮腫病，餓死人，使得中央不得不到廬山去召開政治局會議以研究對策，總結經驗教訓。這時康生心裡感到有點惴惴不安，看來要批“左”了。他已聽人說過彭德懷、楊獻珍對他在全國各地的講話很是不滿，說他：“簡直是瘋子，一派胡言亂語，好端端的國家弄成這個地步，還在那裡一個勁地吹。”康生由此對他們兩人懷恨在心。
可是，讓他想不到的竟是彭德懷的一紙“挑戰書”使他得救了。廬山會議不批“左”而轉向批“右”了。但康生仍藉此狠狠地批彭德懷，以洩私憤。他說：“你彭德懷，早年起名叫‘彭得華’，野心好大啊，要得中華！還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