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說誰這麼晚了還走夜路？”我輕聲問道。
“管他呢，咱們還是回家吧”，二輝的牙齒有點冷。
“要不咱們去看看，沒準兒是看電影迷路的小孩子呢”。
“你雷鋒叔叔啊？”二輝顯然不高興了。
“要不你走慢點，我跑過去看一眼就回來找你。”
“還還是咱倆一起去看吧”。
之所以要去看看，是因為覺得看那點燈光有些奇怪，因為我的左眼和天目相通，只要集中注意力，哪怕在夜間，比一般人也看的遠得多，但今晚只是看到那點燈光，卻看不到出來是誰在提著燈籠，難道那燈籠是懸浮的？
我們加快腳步，離燈光越來越近，終於看清了，是老鐵頭。
老鐵頭是我們村的老光棍兒，據說曾經還是個“知青”，真名叫什麼不知道了，因為人長的又黑又瘦，整天鬍子拉碴的，所以大夥都叫他“老鐵頭”。老鐵頭吃大鍋飯的時候好吃懶做，有點小偷小摸毛病，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後，照樣懶惰，小偷小摸的毛病依然未改，一次因為偷玉米左腿被人打瘸了，落下了殘疾，後來就推一獨輪車賣瓜子和糖豆什麼的。還別說，這傢伙莊稼活做的一無是處，算賬卻是倍兒清楚，瓜子兒8分錢一斤，你說來3分錢的，他立刻就給你稱出3兩7錢5。村裡人提起他一般都讓三分，誰願意跟一個有過小偷小摸行為的光棍兒漢較真兒呢。
“你說老鐵頭這麼晚去做什麼，是不是又要去偷東西？”我悄悄地說。
“哼，肯定沒好事兒，咱們悄悄跟著他，也抓他個現行！”二輝忽然來了精神，恨恨地說。
其實，不只是二輝恨他，立軍、我包括劉漠都對他“恨之入骨”。起因是前年深秋，山藥（學名叫紅薯）快熟了，星期天劉漠來找我們，於是幾個人跑到野地裡玩兒，玩兒累了就想順幾個山藥吃。劉漠第一次來，這事兒不能讓他做（估計他也不會做），我們仨分頭行動，偷刨了幾個山藥，然後到離山藥地較遠的空地，挖個洞，把山藥埋進去，蓋上一層浮土，拾點乾柴火，在浮土上烤起火來。等到火燒的差不多了，把山藥小心地挖出來，嘖嘖，你就吃吧，越吃越香，絕對和現在城裡賣的“烤紅薯”不是一個味兒。
按說小孩子做這些事情也不為過，大人一般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更沒有人來烤火的地方找我們“算賬”，沒準兒他們那會兒還偷過生產隊的山藥烤著吃了呢。可是，那天也趕上我們幾個倒黴，碰到老鐵頭也來偷山藥，他目標大，加上人緣又差，大人都對他有了防範，所以出來大半天居然沒得手的機會，正鬱悶著往回走，忽然看見了我們烤火的煙霧，就一直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坐著，當時我們也看到他了，誰也沒把他當回事兒，等煙霧逐漸熄了。他揹著個糞筐一瘸一瘸地過來了。
“你們幾個幹什麼呢？”他指著我們問。
“烤火呢，關你屁事！”二輝說話比較直。
“烤火？那底下是什麼？”他指著剛剛熄滅的灰燼說。
“地下那不是灰嗎？”立軍故意跟他打岔。
“我說的是底下，不是地上的灰。”老鐵頭不慌不忙，邊說邊從糞筐裡拿出一三齒鐵鉤，幾下就把我們剛剛烤熟的山藥刨了出來。
“好啊你們幾個小崽子，敢偷社會主義山藥，說輕了你們這是偷，說重了這叫‘現行反革命’！挖社會主義牆角！”也不知他從哪裡學來的詞兒，全甩我們頭上了。
我們幾個當時就傻了，“現行反革命”，“挖社會主義牆角”，這些在無線電裡才聽到的詞彙，居然攤我們頭上，誰還敢說什麼。一個個乖乖的低著頭，好像真的成了“現行反革命”。
“這樣吧，看你們幾個還算是認錯態度良好，我先不跟生產隊裡說，不過贓物我先收了。”說著小心翼翼地把幾個噴香的烤山藥撿到自己糞筐裡。
我們幾個使勁兒嚥了咽吐沫，卻是沒敢吱聲。
“走，跟我找你們大人說理去！”
就這樣，我們幾個低著頭，跟著趾高氣揚的老鐵頭分別去了自己家，到了家裡，老鐵頭把哪些“高帽子”給我們頭上一戴，家長們哪兒敢惹他，乖乖地給他賠不是，末了還送上幾個黃燦燦的玉米餅子（好像劉漠的媽媽田老師送給他的是兩個白白的饅頭）。
送走了老鐵頭，接下來我們幾個“享受”的待遇差不多，都是正宗的“家庭暴力”。
後來我們才知道是那老傢伙在唬我們，那時候已經實現聯產承包責任制，我們偷的幾個山藥都是“包產到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