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國沒有不搞民族主義的，這民族主義一搞，就扯了蛋了。”章瑜倒是對現在世界上的普遍潮流比較清楚。
民族主義或者說極端民族主義名義上臭大街，那都是二戰之後的事情了。要是沒有小鬍子那雅利安人的鬧劇，民族主義也不會被視為某種程度上的政治不正確性。在二戰前，民族主義還是世界的主流政治正確性之一。
例如中日之間的矛盾，對於日本的普羅大眾甚至中國的普羅大眾而言，不用費力分析，一句“他是中國人”或者“他是日本人”，這就能給大眾一個足夠的交代了。這就是民族主義的特點。統治者們是要利用這種非常容易上手的工具來轉移國內的矛盾。
相較中國花了大力氣去逐步解放日本，還不如中國先征服日本再徹底改造日本。這樣效率能提高，成本還能降低。
“走一步看一步，讓日本先自己鬧著。”陳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每個人都想追求最省事的辦法，“咱們人民黨對中國的國內事務有義務，卻沒有義務去解決日本的事務。寶貴的國力用在眼下，幾年後就能有幾倍十幾倍的產出。那時候解決日本也更有效率一些。”
這也是老生常談之一，中國在基礎建設、教育、科研上的投資不可謂不大，大到了中央政府都呲牙咧嘴的地步。大蕭條之前，中國還能靠對外貿易頂著。進口大量的原材料就可以活躍生產，降低國內成本。大蕭條發生的現在，貿易平衡之下的進出口就呈現疲軟的姿態。加上陳克親自批准的很多大投入專案都屬於跨時代的科技，距離見效益還需要些時間。
“那怎麼回答北一輝同志的請求？”陳天華其實還是希望親眼看到日本的人民革命。
“告訴他，中國革命與日本革命不能是簡單的模仿。兩國情況不一樣，道路也肯定不一樣。另外，請北一輝同志注意日本國內很可能出現的對高橋是清現行政策的反撲。”陳克給出了一個答案。
北一輝到沒有因為遭到人民黨含蓄的拒絕而不滿，他深知自己也感到了革命力量的弱小。人民黨愛說中國人民是偉大的，因為在政治以及文化上，中國好歹有上千年的科舉制度，社會流動性並不算差。於日本這種等級森嚴的制度相比，戲裡面敢唱“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中國人民反倒沒有那麼多精神上的包袱。
至於高橋是清的政策遭到反撲，更不是什麼稀奇事。
日本首相高橋是清採取的通漲經濟學不能無止境無限制實行，明眼人都知道這種做法會招來不可收拾的惡性通脹。就北一輝與高橋是清的交流中，高橋是清對此也當然心知肚明，按照高橋是清的計劃，他準備在日本經濟“欣欣向榮”時突行“釜底抽薪”之策，即反“量化寬鬆”。
主要手段是大削包括軍費在內的公共開支。公共財政改弦易轍，以當時日本政情必須各部會同意才能實行，而高橋是清已經頗為順利地說服了內政、商業及農業部，因此高橋這份最後預算被稱為“合作預算案”。
唯一說服起來比較困難的是日本農業部與商業部門的一場官司，大蕭條時期，高橋是清不惜重金從美國引進了合成氨技術。技術很好，可是技術轉化成實用產業的過程中有一個早期成本過高的問題。幸得高橋是清還搞到了“中國製鹼法”，總算是不再靠進口中國的廉價純鹼。節省了大量的對外經費。
然而合成氨化肥前期費用很高，日本民眾對化肥也沒有認識。想用日本民眾能夠接受的價格銷售，就得把價格降低到成本之下，要賠本銷售。日本商業部門堅決反對用純鹼利潤補貼推行合成氨化肥前期的費用缺口。
在這件事情上，北一輝是出了大力的。他動用了自己的全部人脈，特別是他那些大財閥出身的學生負責穿針引線，見了無數人，說了無數道理與哀求。好不容易讓官僚背後的那幫財閥們稍微鬆了鬆口，同意了補貼三年的具體執行計劃。然後北一輝率先在自己的那幾個農業公社中推行了化肥，以日本人螺螄殼裡做道場的精細，成效倒也真的不錯。糧食增產接近兩成的大豐收引發了關東乃至全日本對化肥的熱情。
財閥們也有放長線釣大魚的打算，他們向高橋是清要求的是不能讓化肥企業國有，以後必須讓這個產業私有化。理由是國有企業沒效率，全力攻擊日本國有企業。此時日本經過幾輪私有化之後，除了軍工企業之外哪裡還有國營企業？財閥們甚至翻出了陳年老賬，把幾十年前明治維新中期的國有企業的“落後行徑”也搬出來當作化肥企業必須私有化的理由。
高橋是清作為日本的政治家，早就清楚這些財閥的德性，他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