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吳霞和侯玉花都找了來，讓她倆幫忙銷貨。
她倆幹得還都不錯，吳霞買了一輛大貨車，自己不發貨，帶著小玉從中國人的公司拿貨跑外地批發市場，什麼德國邊境、奧地利邊境、波蘭、匈牙利哪兒都跑，拼縫兒，還真賺了不少錢。侯玉花還是一個人，幹不了吳霞那樣的活兒，就在一家超市門口練了個小攤兒，也是從中國人的公司拿貨去賣，生意也過得去。
因為是汪虹的朋友，我給她們的價兒都極低，她們都挺高興，尤其是侯玉花，積極性空前高漲。我們沒少給她送貨，她也勤來結賬。
有一天下午，她坐吳霞的車一塊兒來了。那時我們住著一大HOUSE，兩層，有十一間房子，還有一個能停三輛車的院子和一個一千多平米的花園。我和餘陽正在樓上說話，聽見她們三個在下面客廳裡嘻嘻哈哈地笑，也不知樂什麼呢。等我和餘陽下樓，這姐兒仨已經在廚房做起了飯。
吃罷飯告辭，汪虹送她們出去，還聽見吳霞一邊發動車子一邊囑咐：“別忘了啊！”
汪虹回答：“忘不了，你們放心吧。”
我問汪虹：“幹嘛呢找你？”
汪虹說：“沒啥事兒，侯玉花讓我幫她找個男人。”
對這樣的事情我們已經毫不驚奇，不管是一個男人還是一個女人，在布拉格都很難單獨生存。不要說開大車跑外地這樣的大活兒，就是練個小攤兒一個人也很困難——不說需要勤去批發市場找貨，廁所總要上的吧？一個人就沒辦法。當然，兩個男人或兩個女人一塊兒幹也行，但幾乎沒有這樣的情況——在難以言喻的寂寞和巨大的生存壓力下，異性的撫慰就更顯得重要。
在布拉格的中國人都是成雙成對，但幾乎沒有一對是真正的夫妻。這種因為生存需要而臨時結成的伴侶，華人社會稱之為“傍肩兒”。這個名字起絕了，它極其形像地說明了兩個人的關係：在路上肩並肩行走。“傍”當然有“依靠”的意思，但它絕不是國內盛行的那種“傍大款”的“傍”，這種“依靠”是互相的。
我有一位姓史的朋友，他到布拉格不久便有了一位小鳥倚人的傍肩兒，很漂亮的，在國內是一所中學的英語教師，姓潘。小潘已經結婚了，遇上出國大潮，不免心動。先是想讓老公出來試試，但老公不肯，說按道理你先出來才對，你有英語呀。她想也對，便來到了布拉格。到了才知道千難萬難，就跟史先生傍了肩兒。小潘後來跟我很要好，什麼話都對我說。她說每天夜裡就怕被電話鈴驚醒——因為時差的關係，國內電話一般都在深夜或凌晨打來。遇到這種情況，她和史先生誰都不敢去接，她怕是史先生的太太，史先生怕是她的老公。倆人經常在黑暗中相擁著，任那鈴聲不屈不撓地響。
後來，史先生的太太來了，她們依然住在一起。當然，史先生的床上已經不是她了，她住在另一個房間裡。由於習慣的原因，有時她仍然為史先生的飲食起居操心，史太太便有不悅表現出來。有一次史先生開車從外地回來，一進家便鑽進了浴室，她忘了史太太已經來了，又去替他找乾淨的內衣褲，拿著就要往浴室走。史太太攔住她說：“潘老師，他和你過去的事我都知道，說真的，我要謝謝你對他的照顧。但以後，”她從小潘手中拿過史先生的內衣褲，“這樣的事由我來做。”
以後小潘的丈夫也來了，四個人租了一套大房子，仍然在一塊兒住——生意都在一起，分不開了。兩對夫婦和和睦睦，過得也不錯。
我還認識一對兒北京傍肩兒，男的叫王明，女的叫席倩倩，是汪虹的朋友。汪虹說這倆人以前可有錢了，席倩倩的衣服都是去巴黎買。
一個晚上，倆人正吃飯呢，有人摁門鈴。一問，是熟人，便開了門。
王明被綁票。
綁匪開出五萬美金的價碼，並限定了日期——過期即撕票。
這可不是唬人，已經死了好幾個了。
席倩倩急得要死，他們不是沒錢，有五萬美金在銀行存著，可那是以王明的名義存的，席倩倩取不出來。綁匪又不敢押著王明去銀行，怕王明一喊讓警察逮住。沒轍兒了，席倩倩飛回中國，磕頭禱告地找親戚朋友借錢，一百一千地湊起來，再換成美金。硬湊了五萬美金，在綁匪規定的時限內飛回布拉格，贖回了失魂落魄的王明。
布拉格的中國人沒有不知道席倩倩此番壯舉的。不就是一個傍肩兒嗎？能有情有義至此，真算得上可歌可泣了！
倆人開始了相濡以沫的練攤兒生涯。
後來，席倩倩不可救藥地迷上了賭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