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都彷彿是舞臺上的道具，世界自身的規律左右著它們，如同事先已經確定了的劇情。這個思考讓我意識到，現狀世界出現的一切偶然因素，都有著必然的前提。因此，當我在作品中展現事實時，必然因素已不再統治我，偶然的因素則異常地活躍起來。
與此同時，我開始重新思考世界裡的一切關係：人與人、人與現實、房屋與街道、樹木與河流等等。這些關係如一張錯綜複雜的網。
那時候我與朋友交談時，常常會不禁自問：交談是否呈現了我與這位朋友的真正關係？無可非議這種關係是表面的，暫時的。那麼永久的關係是什麼？於是我發現了世界賦於人與自然的命運。人的命運，房屋、街道、樹木、河流的命運。世界自身的規律便體現在這命運之中，世界裡那不可捉摸的一部分開始顯露其光輝。我有關世界的結構開始重新確立，而《世事如煙》的結構也就這樣產生。在《世事如煙》裡，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情節與情節，細節與細節的連線都顯得若即若離，時隱時現。我感到這樣能夠體現命運的力量，即世界自身的規律。
現在我有必要說明的是：有關世界的結構並非只有唯一。因此在《世事如煙》之後，我的繼續尋找將繼續有意義。當我尋找的深入，或者說角度一旦改變，我開始發現時間作為世界的另一種結構出現了。
世界是所發生的一切，這所發生的一切的框架便是時間。因此時間代表了一個過去的完整世界。當然這裡的時間已經不再是現實意義上的時間，它沒有固定的順序關係。它應該是紛繁複雜的過去世界的隨意性很強的規律。
當我們把這個過去世界的一些事實，透過時間的重新排列，如果能夠同時排列出幾種新的順序關係（這是不成問題的），那麼就將出現幾種不同的新意義。這樣的排列顯然是由記憶來完成的，因此我將這種排列稱之為記憶的邏輯。所以說，時間的意義在於它隨時都可以重新結構世界，也就是說世界在時間的每一次重新結構之後，都將出現新的姿態。
事實上，傳統敘述裡的插敘、倒敘，已經開始了對小說時間的探索。遺憾的是這種探索始終是現實時間意義上的探索。由於這樣的探索無法瞭解到時間的真正意義，就是說無法瞭解時間其實是有關世界的結構，所以它的停滯不前將是命中註定的。
在我開始以時間作為結構，來寫作《此文獻給少女楊柳》時，我感受到闖入一個全新世界的極大快樂。我在嘗試地使用時間分裂，時間重疊，時間錯位等方法以後，收穫到的喜悅出乎預料。遺憾的是《鐘山》在發表這篇作品時，將對我的意圖進行小小的友好的破壞。我這篇小說有四大段十三小節，我故意採用１２３４１２３４１２３１２的小節排列，以顯示這四段的同步關係。但發表時將成為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小節的排列，然而這並不影響我今後為《鐘山》寫稿的熱情，因為這種熱情是針對範小天成立的。
兩年以來，一些讀過我作品的讀者經常這樣問我：你為什麼不寫寫我們？我的回答是：我已經寫了你們。
他們所關心的是我沒有寫從事他們那類職業的人物，而並不是作為人我是否已經寫到他們了。所以我還得耐心地向他們解釋：職業只是人物身上的外衣，並不重要。
事實上我不僅對職業缺乏興趣，就是對那種竭力塑造人物性格的做法也感到不可思議和難以理解。我實在看不出那些所謂性格鮮明的人物身上有多少藝術價值。那些具有所謂性格的人物幾乎都可以用一些抽象的常用語詞來概括，即開朗、狡猾、厚道、憂鬱等等。顯而易見，性格關心的是人的外表而並非內心，而且經常粗暴地干涉作家試圖進一步深入人的複雜層面的努力。因此我更關心的是人物的慾望，慾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個人的存在價值。
另一方面，我並不認為人物在作品中享有的地位，比河流、陽光、樹葉、街道和房屋來得重要。我認為人物和河流、陽光等一樣，在作品中都只是道具而已。河流以流動的方式來展示其慾望，房屋則在靜默中顯露慾望的存在。人物與河流、陽光、街道、房屋等各種道具在作品中組合一體又相互作用，從而展現出完整的慾望。這種慾望便是象徵的存在。
因此小說傳達給我們的，不只是栩栩如生或者激動人心之類的價值。它應該是象徵的存在。而象徵並不是從某個人物或者某條河流那裡顯示。一部真正的小說應該無處不洋溢著象徵，即我們寓居世界方式的象徵，我們理解世界並且與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的象徵。
一九八九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