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一斑，崇禎一死福王的野心也逐漸暴露出來，當年沒有做成皇帝，此時皇帝死了他自然是窺伺皇位，只可惜崇禎留了一手，預先將朱慈烺派往了南京以穩定江南，福王並不因此死心，將主意打在了路過這裡的洪承籌身上。
洪承籌並不是一個甘於寂寞的人，尤其是朱慈烺重用史可法而輕視他，然他心中不忿，所帶的十餘萬大軍也正在為軍糧發愁，福王找到他正是一拍即合，於是駐軍河南，對外稱為了抵禦八旗的南下。福王則給他出糧出餉，福王比任何人都明白，一旦自己的封地失守，那麼自己賴以生存來源也就斷絕了，什麼金錢美人一概全無。所以他對洪承籌是下了大本錢，火繩槍儘管漲到了五倍，還被他從各種渠道收購了足有5000支支多，致使很多北方豪強光靠倒賣槍支就小賺了一筆。
洪承籌也確實沒有讓他失望，大軍駐守河南後先是此處派軍肅清了河南境內的所有流寇和義軍，隨後以保護福王田產的名義率軍進入湖北，這樣福王的勢力遍及河南湖北，並且和陝西的孫廷芳也關係密切，暗通款曲，不斷的向他輸送糧草，儼然是割據三省和南明分廷抗爭。
讓史可法頭疼的還不止於此，信陽的馬士英部，潰逃到山西的劉澤清部都對朝廷的詔命愛理不理，都就地取材徵集士兵和軍糧，一副天高皇帝遠，你也管不著的樣子，為了制衡這些人，南明政權很快的出臺的藩鎮政策。
弘光皇帝即位後首先採取的行動之一是酬謝支援他的將領，而為四位北方軍閥加官進爵，任命他們為“四鎮”藩將，各鎮其“藩”。分封“四鎮”的計劃於12月21日得到馬士英、高弘圖、姜曰廣的贊同。而作為兵部尚書的史可法不僅在五天前就提出了這一建議，還在計劃在上呈皇帝時明確闡述其合理性：
兵馬錢糧皆聽（四鎮）自行徵調。四藩即用得功（黃德功）、英（馬士英）、飛（路振飛）、良佐（劉良佐）為我藩屏，固守江北，則江南之人情自安。得功已封伯，似應進侯，英、飛、良佐似應封伯。
結果，四位將軍奉命駐守要害城市，並各統定員3萬人的軍隊。黃德功奉命管轄淮南地區的11個州縣，負責收復安徽，其駐地將是廬州；路振飛駐滁州統領泗州和滁州地區的14個州縣，負責收復山東；劉良佐駐九江，負責長江防線；馬士英則接著守他的信陽。四鎮之上又設督師一名（史可法），駐揚州，直接統領各鎮，這一部署基本上是一種防禦戰略，它反映了南明政權只顧守衛淮安地區和南京，而忽視對付來自北方日益增長的現實威脅的思想，以及河南等不穩定因素的影響。
從理論上講，禦敵之“藩屏”應符合南京政權的需要，由史可法駐揚州負責排程。然而，事實上，南京政權幾乎無力為這些軍隊提供軍餉，但又依賴於他們出於自願的支援，以致不得不作出重大讓步，使各鎮擁有獨立的財權和軍權，於是四鎮將領便成為實際上的割據勢力。南京政府答應每年為這些軍隊提供餉銀240萬兩，但物資與兵器費用要從當地稅收中支出，各鎮有權自行徵稅，所得收入不必上繳南京，還有權開荒、採礦和徵收商稅。各鎮若能從我軍或是清軍手中收復失地，則亦劃歸該鎮管轄，並享有同樣的財政、軍事特權，並且要求四鎮輪流進京守備，一旦天下重新統一，四鎮統帥將皆進爵為公，並子孫世襲。
如此的安排等於是在法律上已經承認了各鎮的割據勢態和地位，更加方便了各地便宜行事，開啟了真正的群雄割據之門，這和晚唐的各路節度使割據情形幾乎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對於這些政策的弊端不是沒有人看見，事實上明朝的將士，特別是曾在前線作戰的將領，紛紛抱怨說，原來的叛賊因殺人劫掠而得封賞，他們反而一無所獲。文職官員也群起反對，著名學者劉宗周就曾從杭州上疏南明朝廷，請抑藩屏：
一重藩屏。黃德功、劉良佐有寄家江南之說，尤而效之，又何誅焉。一慎爵賞，敗逃之將而得封，誰當不封者？
的確，當時許多人都清楚地看到，所有安排不過是一種極易識破的誘餌，對四鎮統帥的封賞是因為他們對皇帝的“忠心”而不是因為他們有戰功。
顯然，史可法也認為，除非正式封拜四鎮藩將，以換取他們對朝廷的忠誠——儘管這種忠誠是有條件的——否則，南京政權就毫無收復北方的希望。史可法也是沒有辦法，就算不封賞，人家也一樣佔著這些地方，只不過透過這種形勢來暫時穩固南明政權罷了，這樣他才能從容招募士兵，編練新軍，到那時似乎就可以真正的挾軍威北伐了，書生畢竟是書生，想問題過於理想化，他這邊裝備新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