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說的哪裡話，學生這也不是受老師的啟發麼，我說的這些都是現象，真正解決問題，找出好的辦法還得依靠大家群策群力，應該說只有保證土地的合理、公正使用，天下才能紛爭止息，否則再有大災大疫很難控制局面。”我這倒不是謙虛，因為我知道，在未來的十多年來中國的氣象條件還會不斷惡化，這既不利於農作物的生產，也不利於政局的穩定。
“我建議應該將天下的土地全部收歸國有，統一分配真正的讓耕者有其田，至於那些地主可以給他們保留一部分土地，要麼他們自己租種，要麼變賣，鼓勵他們從商，我個人認為經商遠遠要比耕種有前途，只不過從前明朝他抑制商業了，現在有先生的政策加上鼓勵，天下大定之期指日可待。”說話的是孫元化，不能說他說的沒有道理，只是或許是從內心中還是保護了地主的利益，畢竟他就是地主家庭出身。
“先生，我能否說說我的看法。”一旁的孫福亮突然說道，他從前可是隻知道盡職盡責的保護我，從來不關心這些事的。
“說，說，說，今天這裡所有的人都可以暢所欲言，談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供大家參考。”我鼓勵道，孫福兩清了清嗓子，一開始還有些緊張，但隨後順利了起來。
“我是個粗人，我不懂什麼，但是在每根先生之前，我是在鄉下種田的，百姓實在是太苦了，自成祖之後，無地的農民越來越多，他們不得不租種地主的土地，每年收成以後，不得不拿出收成的五成甚至還有達到成和八成以上的交給地主，除了剩些粗糧餬口外，再沒有什麼了，這還是年頭好，要是趕上念頭差那根本就沒有活路了，你們說農民能不造反麼，還保留地主什麼權力啊，我說天下的地主都該殺，這些人簡直就是吃人不吐骨頭。”一提起這些來孫福亮就激動。
“地主都該殺，這樣說有些太武斷了，我看農民無地，而地主有地，這樣很容易形成僱傭關係，就好像商人和僱工一樣，問題是這個尺度太難把握了，過分的強調土地歸國有，這隻會激化政府和地主的矛盾，與我們目下的形勢十分不利，當前的政策應該是儘可能的維持穩定，等天下大定的時候再仔細研究到底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孫元化是個固執的人，儘管他接受了不少新思想，但這些東西畢竟沒有形成體系，孫元化對於自己在山東的業績很是自詡，所以經常拿出來作為典例，畢竟他曾經主理山東，在土地政策上有自己獨到的看法，並且穩定了山東的形勢。
“要我看還是應該從稅制上進行改革，自張居正去世後，一條鞭法逐漸名存實亡，以一條鞭法為大成的整個國家稅制改革完全失敗了。太祖皇帝朱元璋曾說過，“為吾民者當知其分；田賦力役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賦役是百姓應當盡的，此乃王法也，但問題是王法禁不住王公勳戚對農民土地的掠奪，也管不住各級官府在“一條鞭”外大量加徵派款，這才是挑動天下大亂的原因，遇有大災和兵禍，國家制定的稅制得不到徹底的貫徹和執行，國庫沒錢賑災，百姓稅負加重，忍無可忍才造反。以我在山東的經驗來開，只要稅收合理，穩定一方是不成問題，推而廣之，則天下太平。”鄧希賢總是關心這方面的事。
“我覺得孫福亮說的有道理，如今的地主簡直就是在吃人，他們甚至能以毀約換佃為藉口強行提高地租，農民辛苦一年到頭來一無所有，既然我們總是說要為天下百姓著想，那麼就不應該考慮地主的利益，有手有腳的他們為什麼不能自食其力，要靠盤剝別人為生。”李巖反對道，為了這次會議他在民間作了詳細的調查，結果觸目驚心，所以他是土地改革最強有力的支持者。
眼見眾人在這些問題上糾纏不清，我不由得著急，在皇帝眼中，賦役是人民對皇家的絕對義務，可是，皇家和官府又給了農民什麼呢？王法規定了農民的賦役卻保障不了農民對其土地和勞動收益的財產權，農民完全成為供皇帝、王公貴族和各級官吏汲取財富的工具。農民不受法律同等保護的地權之上負載了一個不惜涸澤而漁的統治集團，這就是明代財稅制度極度敗壞以至無法挽回的根本原因。中國的皇帝把賦役視為農民的天然義務，法律就是他們自己的意志，賦役立法何須經過農民的同意？他們從來都是把暴政視為當然！明後期的財稅改革，雖然以法明文界定了賦役額度、徵收程式和計量方法，但它沒有建立起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契約，國家法律和民間私有財產之間依然關係緊張甚至是激烈衝突的。這是專制主義政體下賦稅制度的本質，這個本質決定了它的命運。
“在我看來這種癥結所在就在於：第一，國家未能給予一切私人財產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