裡串，由顧客選合口味的買。那選單子上的菜若是有的短缺，飯館就會喪失顧客。
蘇東坡喜歡在家裡宴客，飯館都爭著做外會生意。這些做外會生意的館子，都用銀製的餐具。即便窮館子也派得出一個廚子和全套的銀酒壺、酒杯、碟子、湯匙，以及銀頭兒的象牙筷子。當時的風俗是，一家叫了幾次外會之後，那些飯館子照例把那些值四五百兩的銀餐具放在顧客家過夜，第二天再去收，並不以為有什麼重要。
等後來對梁陷入金人之手，當時有一個作家以無限嚮往的筆調兒記載當時的京都，他說當地的老百姓都頗以此京都為榮，並且他們對外地人十分大方慷慨。有時看見外省人被奸詐人欺負，他們會打抱不平前去幫助，甚至不惜與地方警官衝突。若有新住戶遷入，鄰居會帶著酒茶等物去拜訪，告訴他本地商店的情形，以免上當。也有人終日無所事事，只帶著茶壺到每家去串門子閒談。
在這種氣氛的生活裡，蘇東坡還是照常練他的瑜珈和養生之道。每隔一夜，他就要睡在宮中。但是不論在宮中或在家中，他總是黎明即起，梳頭髮一百次，穿上官衣官靴，然後再躺下小睡。他說，那種小睡之美，無物可比。等該出門上朝時，他已衣冠齊整，於是出門騎上鍍金鞍路的白馬，往東華門而去。
早朝最遲十點鐘完畢，這時，除非有特別公務，他照例可以自由了。他若沒有交往應酬，就帶著妻子孩子去逛商店買東西。相國寺只在附近，院內擠滿了賣扇子、刀剪、珍品、古物、字畫、拓片，等等東西的商販。有時，全家在東城的商場去逛，可以理髮、買盆花、買鳥買籠子，一天的工夫在不知不覺中混過去。有時穿過朱雀門到外城去，那兒還有一大片住宅區，孔廟和國子監都在南外城，再往遠處就是各式各樣的道士觀。他們倦遊歸來，有時在“臺樓”吃飯，那是對梁最好的酒館。或是走南門街，去逛著名的唐家珠寶店，挑選幾件溫州的漆器，或是在報慈寺街的藥鋪買點兒上好的草藥。
事實上，在奢侈豪華的生活和簡單樸質的生活之間，論幸福，並沒有多大不同。
高職顯位的榮耀，只有在沒有那種能力資格的人眼裡，才值得羨慕。一般的道理是，在人不需要一個職位時，人家才找他去擔任，人要求取某職位時，那個職位往往不需要他。一旦官癮過足之後，做高官的快樂不見得比做個成功的鐵匠的快樂大。蘇東坡在論“樂與苦”的一篇短文裡，即表示此種看法：“樂事可慕，苦事可畏，皆是未至時心爾。及苦樂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況既過之後復有何物？比之尋聲捕影繫風速夢爾。此四者猶有彷彿也。
如此推究，不免是病，且以此病對治彼病，彼此相磨安得樂處。當以至理語君，今則不可。
元裕三年八月五日書”
還有人把京都的生活持一種很世俗的看法。他的朋友蒲宗孟就極盡奢侈享樂的能事。蒲家的兒媳終日不做別的，只教丫環做各式圖樣的“酥花”，加糖凝結，以備做飯後小吃之用。他一個兒媳婦，不許以同樣的“酥花”教客人第二次再吃到，而丫環們晝夜忙著做那些“酥花”。蒲宗孟有些特別的習慣，其中包括“大洗面”、“小洗面”、“大洗足”、“小洗足”、“大洗員、“小洗員。他每天洗臉兩次，洗腳兩次，每隔一天正式洗澡一次。在“小洗面”時，他只洗臉，臉盆中換水一次，由兩個僕人侍奉；“大洗面”時，要換水三次，由五個僕人侍奉，要洗到脖子和肩膊。在“小洗足”時，換水一次，由兩個僕人侍奉，只洗到足踝為止；在“大洗足”時，換水三次，由四個僕人侍奉，要洗到膝蓋。在“小洗員時，他用二十四桶水，由五六個僕人侍奉；在“大洗員時，也用二十四桶水，但由八九個僕人侍奉。在“大洗員時，他用藥膏洗，衣裳要放在金屬網子上，下有稀奇的香料點燃慢燻。他寫信給蘇東坡說，此種洗澡法對他益處甚大。蘇東坡回答說：“聞所得甚高，固以為慰，然復有二，尚欲奉勸，一曰儉，二曰慈。”
做高官在社交和物質上，還有兩種絕無可疑的好處。在那種年月，讀書人只有兩條路可選擇，一是做官，一是隱姓埋名，也就是甘於貧賤。人做學間可以得千秋萬歲名；但對很多人而言，不朽的盛名，即便可以得到，也無以搪飢寒。在蘇東坡時，有個笑話挖苦科考得意做了官，卻自稱是為國犧牲的人：從前有一個讀書人，窮得沒錢買饅頭。因為飢得慌，想出一個辦法吃饅頭。他走到一個饅頭店外頭，突然大驚而逃，但是沒人理會。他到另一家饅頭店，門口有一大群人。他看見饅頭，大喊一聲，做大驚狀，拔腿就跑，跑不遠，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