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蘇聯問題的歷史根源或根本原因是什麼呢？我認為，蘇聯現階段的根本問題是蘇聯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與聯邦制國家結構的矛盾和傳統體制與社會生產力的矛盾。高度集中的黨政體制，使聯邦制國家體制有名無實；蘇共和聯盟中央壟斷權力，使共和國失去實權；各種決定權集中於聯盟中央，加盟共和國主許可權於狹小範圍；蘇維埃在政治體制中地位下降和變形，使共和國的參政議政形式化；高度集中的黨政體制使俄羅斯聯邦、俄羅斯民族在聯盟國家中佔有特殊地位和領導地位；事實上的民族不平等依然存在。這種高度集中的黨政體制與分權性質的聯邦制國家結構的矛盾，加之憲法關於加盟共和國享有主權和退盟權的規定，為各加盟共和國爭取國家主權、脫離聯盟中央積累了動因，提供了法律依據。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規定國家的一切經濟活動均由中央計劃決定，造成共和國失去經濟決策權；資源歸屬、企業隸屬、產品物資和財政收支高度集中於中央，共和國既無權也無力綜合發展地區經濟；產業政策和生產力佈局按照全國的地區專業化分工進行，造成許多共和國經濟“殖民地化”，結構單一、生產落後、生活低下。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使經濟建設只有一個積極性，束縛了地方和民族地區的積極性。這一切形成了共和國經濟主權要求和民族分離的歷史根源。
“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造成經濟發展的一切動因不是產生於體制內，而是來自體制外。生產的目的是完成國家計劃，體制內沒有形成滿足人民需要的執行機制；產權虛位造成體制本身缺乏內在動力，企業經營和勞動者的動力不在體制內，而來自外部動員；排斥商品貨幣關係，排斥市場競爭，閹割了體制的效率機制，形成數量型經濟和耗費型經濟。由此產生這種體制的致命性弊端就是阻礙科技進步，尤其不適應現代高科技發展的要求，導致經濟發展粗放經營，經濟結構比例失衡，產業級次嚴重落後。這一切造成蘇聯經濟長期存在短缺性經濟危機，經過長期的效率下降，最後爆發衰退性經濟危機。蘇聯模式帶給人們的不是富裕的社會主義，而是危機的社會主義，並與西方發達國家形成巨大反差，這就是蘇聯問題的根本所在。
“從另一個方面講，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一直不高，雖然發達的重工業和不斷的軍備競賽拉動了國內生產總值，從而帶來了虛假的繁榮，但這並不符合人民群眾的利益。相反導致了人民群眾的不滿。幾萬個核彈頭不能當飯吃。蘇聯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嚴重缺乏民主，幹部階層不可避免的日益產生官僚主義腐化，號稱代表人民利益的黨的幹部，當人民群眾越來越感到特權階層與自己的利益背道而馳時，這種政治體制的衰敗和瓦解也就屈指可數了。
“再談談蘇聯的歷史。就我本人而言，對蘇聯沒什麼好感。不講沙俄時期對我國領土瘋狂的蠶食和鯨吞，進入二十世紀，1911、1921兩次蒙古鬧獨立全都是沙俄和蘇聯背後搞鬼。1931年日本侵略東北建立偽滿洲國，承認偽滿的國家寥寥無幾，但其中就有蘇聯。整個抗日戰爭，蘇聯一直在犧牲中國的利益。回到其本身，蘇聯1922年開始實行新的經濟政策，列寧對戰時**政策進行改革，強調要發揚黨內民主。但自1926年斯大林上臺，終於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這個體制史稱斯大林模式。這種體制為應對國內、國際緊張局勢是有優勢的，它能集中一切的人力物力財力，適應備戰和戰爭的需要，取得工業化和增強國防實力的顯著效果，結果在短短十幾年內使蘇聯成為歐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業強國。但這種體制嚴重背離了經濟發展規律，壓抑了地方、企業和勞動者的積極性。隨後的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雖然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都是對舊體制的小修小補，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體制的弊端。
“弊端不僅出現在經濟上，蘇聯在政治上無情地消滅各種反對派和持不同政見者，使整個社會處於僵化、封閉和盲目的狀態。二戰後，隨著時代主題漸漸向和平與發展轉移，這種體制使得經濟發展緩慢，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根本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物質文化增長的需要，因而越來越失去人民群眾的支援。
“俄國曆史上就是一個擴張成性的國家。自十月革命後至1944年，先後吞併了獨立的希瓦汗國，布哈拉汗國，烏克蘭國，亞塞拜然，喬治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圖瓦共和國等國家。並透過侵略和威脅兼併了包括羅馬尼亞、芬蘭等國的大片土地。在內部推行俄羅斯化的政策，民族主義被視為蘇維埃和社會主義的對立面遭到嚴厲鎮壓，民族語言，文化遭到摧